為國運興衰會診把脈
細讀吳大品的著作，會發現獨具創意，而不是知識的簡單羅列或泛泛而談。涉及到地理、氣候、考古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天文學、物理學和文明起源。他把觸角延伸到冰河時期，認為這是人類大腦發展最重要時代。由於地勢結構差異，歐洲生存條件比較惡劣，打獵都是大動物；而中國大陸動植物豐富，彼此的思維習慣就不一樣，不同的環境影響到思維方式與文化的不同。
吳大品指出，“五四”運動前後，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相對落後，中國知識分子為喚醒國人，提出“打到孔家店”口號，反傳統而全盤西化，否定過去的一切，這有其時代背景。像魯迅的文章，巴金的《家》《春》《秋》等，控訴封建禮教，都是時代需要。但以後中國又經歷很多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的破“四舊”，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否定自己，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這個問題必須要正視。
通過比較，吳大品語重心長地說，自元代以前，中國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國不像西方有那麼多神話史詩，從先秦到漢代都是擺事實講道理，其代表學派就是儒家，主要講治世。但蒙古入主中原後，是一次大破壞。元代實行高壓政策，而漢文化講究平和。正是以元朝為分水嶺，打破了慣常的陰陽平衡，致使中國開始走下坡路，拉開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也正由於蒙古人打到歐洲，把中國四大發明帶到那裡，在摧殘中原文明的同時，給歐洲卻帶來好處，這種相反的結局改變了近代世界進程。
通古達今，吳大品認為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已從以往的“放棄心態”，回到“中道”，這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都是一個福音。西方經過目前的經濟金融危機，也向“中道”靠攏，最典型的就是奧巴馬放棄布什以前的意識形態，尊崇實用主義，既要講人權，也要講社會責任。
從東方到西方
吳大品出生於香港，16歲自己去了澳大利亞，在那裡先後讀中學和大學，本科念地球物理。後在卑詩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專業是理論物理和太空物理。
求學期間雖然使用的是英語，但吳大品中文古籍特別感興趣；儘管專業是自然科學，卻也喜愛社會科學。
1969年博士生畢業後，他一度到阿爾伯塔省石油部門工作。也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教過一段書。後來到世界許多地方，參與石油勘探開發與管理工作。
在海外已經生活了50多年，由於工作的性質，吳大品去過很多地方。他說，美國50個州他都去過，加拿大更不用說了，甚至北極都曾親臨其境。
看中國問題，吳大品也主張用西方角度換位思考，不能單憑己見以偏概全。根據他的經驗，過去西人漢學家不少只能通過譯介了解中國古籍；而現在很多都能直接閱讀，避免了翻譯環節的走樣，這對正確解讀中華文化是個質的飛躍。在這個基礎上的著作含金量大增，也成為吳大品文化著述的重要參考來源。
放眼未來，吳大品提出在“合”的大前提下，要保留不同，互相學習。大家互學的目的不是趨同，而是要互相進步，促進更新的東西，更容易適應這個社會的變化。真正進步的社會是多元的，對差距要抱以同情。有差別才能有進一步的互動，不同文化沒有高下之分，不少所謂落後的民族，人際關係卻很好。要尊重基本價值，很多東西都是共通的，如“愛”就超越民族和宗教。
吳大品的研究雖然於歷史著墨較多，但目的則是為了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這也表達出他的拳拳之忱。綜論之後他特別提出要吸取4個教訓，即規避戰爭、意識形態歧視、尊重多元發展、共同與時俱進。要社會精神倫理重建與更新經濟民主制度並舉，要發展出“更均衡、更富人性、更能持續的環境、人格、社群和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