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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教授 |
中評社╱題:香港缺乏成熟智庫政策研究需要強化--訪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 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香港的中央政策組除了有一個蠻權威的名字之外,它的性能和工作不但不斷轉變,而且在一般市民之間,還有不少神秘感。它長期大量做不公開的民意調查,就不時被反對派質疑。但它的重要性,以及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無疑正在上升中。我們特別訪問了中央政策組主任劉兆佳教授,首次全面揭開這個官方智庫的神秘面紗,並且檢視香港其他非官方智庫發展的困難和前景。
協助特區政府制定施政策略
掌握民意成意外收穫
劉迺強: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中央政策組的功能和發展?
劉兆佳:中央政策組這一設置在港英時代80年代後期開始,最初只有兩三個顧問,主要是協助港府制訂施政的策略。同時就為政府所關心的問題,通過簡單的走訪,搜集意見,匯總起來做點建議。
另外就是通過非全職顧問制度,幫政府拉攏一些社會精英,扶持一些未來的政治人物。對於當時的“反對派”,即今天的愛國愛港人士,則保持距離。實質工作就是協助港督施政。
回歸後,初期的差異不算太大,保持一個小規模的編制,正規研究甚少,與民間機構的交流和合作也是比較少。當時做了一個香港的長期發展策略,都是通過一個外國機構進行。
嚴格來講,前朝成立的中央政策組,不是一個智庫。因為智庫有相當高的政策研究能力。
我加入之後,逐步引入變化。第一個變化,回歸頭幾年政府對民意的掌握不足,中央政策組引入了民意調查,就政府的施政,與政策進行民意調查。起初好久才做一次民意調查,到今時今日,我們每周都做調查。在有需要時,還為某些問題作特別調查。所以民意調查,已經成為特區政府重要的施政手段,讓政府密切掌握社會脈搏,特別是探討有些政策是否會引起民眾的反感。在這方面,已經取得良好效果。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政府了解民意的變化,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其他批評政府或者反對派人士,當他們知道我們大事小事都做調查的時候,他們就不可以事事宣稱自己代表民意。因為我們有調查,在發現他們說得不對的時候,會宣佈我們的調查結果,他們就會很尷尬。意想得到的效果,是使政府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更好地落實民意之所在。
我們繼續非全職顧問制度,並加以擴充。我們現在有四十名顧問。我們這些政治精英每兩個星期坐在一起,可以就著各種問題討論,也有比較務虛的分析,令到政府可以掌握社會精英的想法,瞭解到精英可能對政府採取的行動。這些物色人才的工作,以前雖然做過,但是沒有系統,現在是通過系統的接觸NGO、公共機構等,邀請他們推薦人才給我們,提供意見建議,協助特首施政。
以前中央政策組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幫港督撰寫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這份報告基本上是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把來年的計劃拼在一起,很少宣講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整體看法。2003年開始,應我的建議,施政報告改變為以特首為中心的一份政治宣言。內容也會介紹不同政治部門的計劃,但有更多篇幅闡述一些跨部門的主題。
今天的中央政策組,已經真正變成一個政府內部的政策研究機構。我們在三個顧問、一個首席顧問之下,引入一批研究主任。目前系統內有一個首席研究主任,五個高級研究主任,還有幾個研究主任。所有的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都擁有博士學位。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一些全職做政策研究的人才,包括政治、經濟研究的人才。
香港社會發展的趨勢,香港政治形勢,以及發展變化,都是長期的,這些長期追蹤的研究,主要由我們內部的研究主任負責。如果算上其他研究,每年應該超過100項。我們的研究人員所做的研究,佔研究總量的比例,我看只有三成,大部分都是通過我們與香港以及內地建立的研究網絡,由專家學者幫我們做。最初內地專家是有限的,主要是用香港的學者。所以幾乎香港所有的大學,都有教授幫我們做研究。
從幾年前開始,我們加強了與內地專家學者的合作。通過他們的研究,可以幫助港府的高層官員,瞭解內地的發展與轉變。現在有些研究項目,就是內地的專家學者幫我們做的。委托外地專家學者作研究越來越多,範圍也在擴充,比如研究東亞經濟合作,我們找新加坡學者,海峽兩岸的轉變,我們邀請台灣和香港的專家學者一起研究。
如果能夠充分調動香港以及香港以外的專家學者為香港進行研究,可以使我們因應研究需要,對研究相關問題作出部署,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研究人才。我們對於一些研究成果,會直接上網公佈,讓社會各只都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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