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推動社會上的研究，我得到董建華的同意，設立了一個“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每年由政府撥款二千萬元給研究資助局，各大學學者提交建議書，由這學者組織的委員會評審建議書。公共政策研究，以前只做短期性的項目，去年開始，若干長期性的研究，5-6年的研究項目，亦得到資助，從長遠發展角度思考政策。
即便有錢，也並不代表解決所有問題。政府撥款，用學術標準作評審，學者拿到錢，同時也因此得到學術上的認可。
第二，理論上，如果政府撥款資助研究，報告的所有權屬於政府，學者不能以個人名義公開發表研究結果，這不利他們的事業發展。所以我們採取優惠政策，學者拿到研究經費，也可以較容易發表文章，藉此推動政策研究。
香港學者由於歷史的原因
政策研究水平相對不高
劉迺強：內地學者專家通過某種程序，他們的研究結果對政府決策有很大的影響，比如“科學發展觀”等方向性策略。似乎香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制。
劉兆佳：專家學者各有不同的觀點，不可能所有的政策研究，對政府都產生影響。香港的政策研究到現在為止都屬於初生事物，因為殖民地時代，政府與學者是沒有甚麼交往的。甚至彼此都看不起對方。政府傾向從外邊請學者和顧問公司作研究，學者也不願意為政府政策開路，避免麻煩。很長時間，政府不做政策研究，學只與政府長期處於互不相干的局面。
這些因素，使我們的政策研究水平不高。始終政策研究需要一班人，對政府的運作、施政非常瞭解。如果政策研究服從於政府，太受政府施政的目標、政府的架構的限制，或者受政府的政治考慮的影響，不但窒礙了政策研究，對政府也沒有甚麼意義。
所以我希望專家學者的眼光能夠更加廣闊，有更加自由的角度。比如專家學者可以思考目前的政策有甚麼不足之處，或者研究決策的機制、執行機制有沒有缺憾，能否因應社會變化、進步等。另一方面，如果學者單從理論出發，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無視政府政策遭遇的困難，完全不理會政策所引起的社會反應，對政府也沒有參考的功能。
所以，政府與學者的那種互不相干，甚至互不尊重，到目前為止都窒礙著政策研究。所以，有的學者所做的研究被官員嗤之以鼻，但也有學者完全不切實際，令到現實中根本沒有可能採用。
學者與官員應建立有效溝通
劉迺強：如何推動政府與學者進行交流，使得雙方相得益彰呢？
劉兆佳：學者專家要提高政策研究的質素，以及政策的實用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學者與官員的正面接觸，可以對政府推行的政策做點反思，拓寬政策視野。我希望盡量做到中介的角色，令到學者與相關的官員，建立有效的溝通聯繫，使得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為官員所接納。這個方面很弱，不是個個官員願意這樣做。
港府面對的環境日益複雜
對政策研究的需求大大增加
劉迺強：你能否總結一下中央政策組對良好施政有甚麼貢獻？
劉兆佳：我們中央政策組與一般智庫的最大分別，就是我們本身屬於政府內部架構，所以我們的研究結果大部分不能公開，只是供政府高層參考。但是以研究的數量和質素，在香港我們認第二，沒有人能認第一。
首先，我認為，在推動社會上的研究方面，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加活躍的環境。
香港面臨著一個劇烈的變化，過去的經驗，往往只能作為施政的一個依據；現在要面對日益複雜的變化與局面，因此，政府對於政策研究的需求，就大大增加。
第二，尤其特區政府不是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所以一定要向社會證明你尊重民意，而且你的研究具有科學依據。只有這樣，才能爭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第三，我們不是殖民地政府，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只是眾多權力中心之一，周圍都是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者。這些挑戰者，都會提出自己的政策，不斷提出要改變政策。這樣就使得政府要不斷與各路挑戰者進行競爭，爭取社會對政府的支持。
香港沒有成熟的智庫
中央政策組的建議半數被港府採納
劉迺強：民間也有一些智庫，你怎麼看待他們？
劉兆佳：這也是有競爭關係。人家也有做研究，不能說人家是不好的。你憑甚麼理由把政府政策合理化？
民間智庫的問題在哪呢？第一是沒有大規模的編制。第二，沒有實力雄厚的研究人員。從事政策研究的人員，因為事業發展前途窄，很難找到適當的人才。第三，經費的問題，政策研究需要有一定的資金才能做得好，才能爭取到社會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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