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全球戰略的調整。在對國內戰略進行調整的同時，奧巴馬對全球戰略也作出全新的戰略定位和考量。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隨著臺海局勢趨於緩和、穩定，緩解了美國軍事干預海峽兩岸關係的壓力，有助進一步改善中美關係；但長遠而言，美國立足沖繩而擴充了美軍在遠東地區對中國的戰略覆蓋範圍和縱深，即由遠東區域對中國的“島鏈封鎖”轉化為更大範圍的“戰略壓制”，美國此舉可謂意義深遠。據有關機構分析，美軍未來的軍事部署重心也將從歐洲轉向亞太，至少將6個航母艦隊納入或靠近太平洋戰區體系，這符合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市場依賴，主要轉向亞太區域的戰略目標。
其二，迅速作出伊拉克有序撤軍和增兵(1.7萬人)阿富汗的軍事決定(美軍總兵力控制在6萬人以內)。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反恐陣線和戰略重心，由中東、西亞逐漸向中亞轉移。一方面可以遏制中、俄在中亞的反恐戰略合作及影響。另一方面，可積極修正小布希政府將伊拉克列為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的恐怖國家的策略，將美軍帶出深陷的中東泥沼。因為，現時中東的局勢已經戡定，美國的目的已經達到，中東主要的石油資源已牢牢控制在美國手中，為石油而戰的入侵伊拉克行動也該結束了。對深陷經濟危機的美國而言，眼下中東的經濟利益遠勝於其軍事影響。所以，也到了跟伊朗握手言和的時候了。
其三，上月奧巴馬主動透過錄影講話向伊朗人民示好，清晰表達了“伊朗不是美國的敵人”的友善信號。這是對蠻橫好鬥的小布希政府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國”名單的重大戰略調整，雖還不是朋友，但已不願再互為敵人。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也高調回應“如果美國改變對伊朗的敵視態度，伊朗也會作出相應的改變”。其實，早在奧巴馬當選時，內賈德總統就已發表正式祝賀，表達了與美國冰釋前嫌的意願，希望能與美國公平對話。這都說明美伊兩國正朝著新的中東局勢和解與戰略平衡方向努力，未來伊拉克內亂的結束和社會穩定，也需要伊朗這個中東之虎協助維持秩序。雙方的經濟利益和全球經濟危機，即將成為他們握手言歡的契機。4月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伍德表示，已要求（P5+1）即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俄、美、英、法）加德國，邀請伊朗參加下一輪核問題會談。伊朗內賈德總統及時回應“伊朗歡迎美國向我們伸手，只要這是基於真誠、公平和尊重。但如果這只手徒有真誠的表像，沒有真誠的內涵，它將得到與小布希先生一樣的回應”。可見，只要雙方真誠互信，新世紀的中東和平進程，將在美伊的攜手合作中翻開新的一頁。
其四，由於美伊關係的緩解，以色列不得不重新定位其在中東扮演的角色。多年來，以色列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前沿的鷹犬，小布希主政時代，壓制巴勒斯坦、挑釁伊朗和支解阿拉伯半島的重任非其莫屬。隨著奧巴馬中東戰略的重新調整，以色列一改以往對伊朗咄咄逼人、頻頻威脅的姿態，進入新的靜默和考量。17日奧巴馬特使已抵達巴勒斯坦，未來以巴局勢將會進一步緩和，也許克林頓時代的中東和平路線圖，將在奧巴馬的手中得到新的描繪和實現。軍事威懾與武力控制的區域平衡時代已經過去，一個嶄新的中東和平時代就要來臨，這關乎美國在中東的全局利益。
其五，奧巴馬近日公開承諾：“美國不率先使用核武”，這為即將開啟的新一輪的“美俄核裁軍會談”、“六方會談”和“P5+1會談”，釋出了積極的姿態和善意。一方面展示了美國“巧實力”外交的柔和，也暗示了其後發制人的戰略打擊能力。另一方面，主動調整了冷戰時期美蘇既定的核武先發制人策略，逼迫俄羅斯作出對北約東擴延伸導彈防禦體系進行反制的戰略調整。同時，表面對北北韓態度也趨於緩和，預留出對話的空間，暗中卻是拉攏伊朗，對朝實施進一步孤立。近來美國對北韓“試射衛星”一事表現沉穩，而由日本在臺前發出激烈的反制言論。
其六，大幅削減昂貴的“冷戰軍備”，迅速作出國防軍備預算的戰略調整。由於國際軍事環境已發生根本的轉變，冷戰思維早已不合時宜。4月6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建議將2010年的美國國防預算作全面改革和戰略性轉變。將美國軍力定位在贏得非常規衝突的阿富汗戰爭，而不再是刺激或對抗中俄。雖然明年國防預算仍增長4%至5340億美元（約4.1萬億港幣），但以F22現代戰機為首的多項不合時宜的昂貴的尖端軍備得到大幅削減。這既突顯了美國軍事戰略重心向非常規戰爭的轉移；也表達了奧巴馬致力改善美國資產負債表，削減財政赤字的決心。
其七，以上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動作，足見奧巴馬及其智囊的高明和“巧實力外交”的靈變。先解國內經濟危局，再緩和中東及遠東區域緊張局勢，制住沙特、穩住伊朗、拖住伊拉克，並修好中俄，揮師東進中亞。在以中俄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幫助下先度過經濟危機，暫時收回拳頭，待陽剛復原，再有力出擊。雖然世界在變，但美國骨子裏的全球霸主意識和強權邏輯是不會改變的。
二、中國針對美國戰略調整的應對戰略
綜上所述，奧巴馬的林肯之路已經上軌。奧巴馬求新求變的理念不僅顯見於內政與經濟的變革；也見諸其外交和國際戰略的調整。因此，不管美國的戰略意圖將來如何，但畢竟全球敏感熱區現時已出現新的軍事緩沖和暫時的戰略平衡。中國應審時度勢，抓住機遇，立足於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爭對美國的戰略調整部署，積極進行富國強軍的全方位的戰略應對。主要著眼於以下幾個方面的戰略。
1、應利用美國有求於我救助其經濟的心態，以“經濟巧實力”戰略應對美國的“外交巧實力”，剛柔相濟，謹慎博弈。以G20峰會和IMF重整為突破口，力爭擴充我們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迅速擴大人民幣在東協，乃至國際的影響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強大經濟實力，建設和支撐安全穩固的國防體系。
2、要加快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大中華統一進程。應全面加強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協商、互動與合作，通過經濟的互動、合作與融合，逐步深化海峽兩岸政治和軍事的互信、協商與合作。應著眼于大中華的和平崛起，聯合構築起強大的東海及遠東軍事防禦體系，以削弱美日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威脅和干預能力。
3、要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中俄、上合組織在阿富汗，及中亞地區的反恐合作。以制約美國在該地區的軍力滲透和影響，有助形成新的戰略平衡，並加強打擊東突的滋擾和擴張，以利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要加快由緬入滇的南部戰略能源通道的建設。
4、要儘快加強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的現代化戰略建設，以增強制海權，迅速構建起我國廣闊海上疆域的強大的軍事防禦體系。俗話說，“能戰方能言和”，。近50年來，中國航太科技的發展和太空戰略防禦能力的構建，有力地維護了祖國的國防安全，並保障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受尚無航母的制約，我國的海疆遠洋防衛能力還很薄弱。以致遠離內陸1500公里之外的我國南沙260多個島嶼被東南亞多國分而侵佔之。該海域蘊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雖然中國早于1990年起，對南沙諸島的有關爭議正式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1994年東盟公開宣佈“今後對外將以集體名義而不以雙邊名義接受談判，不接受任何單邊或者雙邊談判結果”。這對中國行使南海主權形成聯合製肘。2002年11月，中國政府與東盟在金邊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明確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的前提，即“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互相諒解”，這為中國解決南海爭端提供了基本框架。但近年有關國家卻不遵守該《宣言》的承諾，暗中推進侵佔島嶼法律化程式，並勾聯西方財團對南海資源進行深度開發。這一趨勢的蔓延對確保我國領土完整與海防安全極為不利。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發揮在東協的影響力，將有關各國拉回到“宣言”的原則框架內，約束其侵略行為。另一方面應儘快發展壯大我國遠洋軍事防衛力量，儘快收回被占領土，並確保我國廣闊海上疆域的防衛安全。為中國的崛起，構築起全面而強大的戰略防禦體系。（來源：星島網 作者：蒯轍元 馬建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