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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可能面臨的風險是：會不會由“國際政治孤兒”更進一步惡化成“國際經濟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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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2月21日電／聯合報今天的社論說，正當九○年代風起雲湧的“全球化”蔚為普世顯學之際，國際金融海嘯倏然爆發，竟使“保護主義”及“經濟民族主義”又蠢蠢欲動。這是不是對“全球化”的質疑或反動？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國家經貿命脈正是寄託在“國際化”或“全球化”之上。爾今“全球化”的思維與操作受到質疑，台灣在創鉅痛深之餘，更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
社論說，在歷史長河中，經濟思想與操作的主流，往往呈現鐘擺現象。一端擺向自由放任，另一端擺向管制與責任。就資本主義言，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至十八、十九世紀的“經濟帝國主義”，皆是為經濟強權及開放市場背書的經濟理論；至二十世紀末，因通訊及交通的精進，及產業技術漸趨平等化，使得企業進入微利時代，“全球化”遂成為在客觀上打破企業經營障礙，及在主觀上解放企業所受政治束縛的新理論。
然而，正如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企圖扳回資本主義的鐘擺，或三○年代凱因斯修正了自由經濟的鐘擺；現今“全球化”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導致“保護主義”、“看得見的手”及“經濟民族主義”儼然成為新顯學，鐘擺回頭，毋寧亦是順理成章。
其實，“全球化”一如所有的自由經濟理論，其中雖有合理及進步的因素，但也包裝了經濟強權的擴張動機。由於“全球化”利弊互見，各國雖不能否定“全球化”，卻也對“全球化”多所補綴；最顯著的作為，就是方興未艾的“區域經濟組織”如歐盟與東協加N，及蔚為風潮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亦即以“區域化”來平衡“全球化”。如今，“全球化”因金融海嘯而受質疑，但智者皆不願再陷三○年代相互毀滅的“經貿壁壘”、“保護主義”；於是，“區域經濟組織”極可能是國際經濟鐘擺的落點，做為未來療傷止痛時期的中途之家。對於許多國家而言，這次“全球化”的傷害愈重，“區域經濟組織”及FTA的運作將愈重要。
無論是“全球化”或“區域經濟”，最重要的效應是在擴展經濟活動的規模或舞台。當“全球化”面臨抵制，而“區域經濟組織”可能更趨堅實之際，台灣若是面對一個一個形同經濟壁壘的“區域經濟組織”或FTA，卻無明智的布局，恐將四出碰壁，不知如何自處。我們可能面臨的風險是：會不會由“國際政治孤兒”更進一步惡化成“國際經濟孤兒”？
社論指出，台灣是個小而淺的經濟體，若被各國的FTA及區域經濟組織排斥又包圍，台灣將在國際經濟上失去角色及腹地與市場。這就是十餘年來懸吊在台灣頭頂的“邊緣化”危機，如今這個危機已因“全球化”的思潮受挫，“保護主義”及“經濟的民族主義”蠢蠢欲動，及區域經濟組織的經濟壁壘一座座築起，而更形緊迫與嚴峻。畢竟，“全球化”思潮所鍾的世貿組織（WTO）已因多哈回合談判破裂而功能大失，“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不易實現，但區域經濟組織及FTA卻是運作較佳的體制。台灣若陷於“全球化”退潮、“區域化”漲潮的包夾中，恐將命運難測。
最近朝野常常論及東協加N及兩岸CECA，即是有關此一議題的討論。十餘年來，台灣曾在主觀條件較佳、客觀因素較寬鬆的情勢下，錯失了“亞太營運中心”之類的機遇；如今在各國的區域經濟組織及FTA即將對台灣形成排斥及包圍的危機中，台灣卻仍如鍋裡的青蛙，對快速加熱的水溫毫無警覺。
社論說，兩岸簽定CECA，誠然有困難，有風險；台灣想要透過CECA與東協加N掛勾，也未必能全如我願。但是，如果沒有CECA，如果不試試有否參與東協加N的機會，如果不回頭試試與新加坡或美國的FTA，台灣會不會邊緣化？台灣會不會淪為經濟的國際孤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