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12日電／“監察院”通過糾正案指出，特偵組檢察官朱朝亮、吳文忠在偵辦扁案過程中，曾私與陳水扁通電話或見面，違反檢察官辦案守則，應將二人調離特偵組。
台灣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朱吳二人的相關行為確屬可議，我們亦曾多次提出強烈批評；但“監察院”的此一糾正案，在程序上是否周全（有否約詢當事人）？在認事上是否平衡（整個事件中，朱吳蓄意違反專業守則及陳水扁設局構陷的比例如何）？更重要的，則是權力分立之“憲法”原則應當如何維護的問題：“監察委員”究竟可否對檢察單位正在偵查之個案，介入偵查工作並進行調查？
從表象上看，由於朱吳二人的行為誠屬可議，也許會使人覺得“監院”這次的調查及糾正是可接受的。但是，此例若開，倘“監察委員”可以隨時任意介入偵查工作，則“監察／司法”權力分立的應有“憲政分際”恐將崩解，貽禍不堪想像。何況，現今“監委”全屬行政當局的政治任命，若竟容許“監委”有介入進行中的司法偵審個案之權力，倘生偏失，能不教人思之不寒而慄？
社論指出，“監院”此次糾正，或許就案情而言，有其因由。但此種僭越逸軌的監察權，倘若用於其他曖昧案件，又倘若出自其他具爭議性委員，那恐將是憲政災難，不可收拾。何況，“監院”對本案的處理亦不能謂沒有爭議。
其實，這已是同一“監委”李復甸對特偵組偵查扁案的第二次調查。第一次發動是在去年九月，李復甸約詢朱朝亮、越方如等檢察官，欲調查特偵組何以未羈押陳水扁，及為何不在機場逮捕返台的陳致中夫婦等情事；此已不啻介入偵查實務，當即引起特偵組反彈及輿論批評，“監院”遂告罷手。如今，李復甸捲土重來，以朱吳二人與陳水扁有私下互動，通過糾正案，並主張應將二人調離特偵組。李復甸終償所願，但此案的是非卻恐怕不是如此單純。
如前所述，逐漸揭露的相關案情顯示：此事固有朱吳二人不知檢點的因素，但主體卻顯然是陳水扁設局構陷。包括扁交付二百五十萬支票給張瑋津，及扁送給吳文忠一張尊稱“吳大哥”的照片。且據目下資料，雙方互動皆由張瑋津及陳水扁採取主動，如朱朝亮則是被動接到陳水扁的電話。然而，“監院”卻未約詢朱吳二人，亦未考慮陳水扁設局構陷的因素，即作出“違反檢察官辦案守則及法律人倫理規範”的判斷，這在程序上是否周全？在認事上是否平衡？皆有可堪商榷之處。
何況，這更牽涉權力分立的“憲法”原則。“監院”舉出，1956年行政、司法、監察“三院”會議決定，“……‘監察院’自可儘量避免對於（司法）承辦人員在承辦期間實施調查，但如認承辦人員有枉法失職之重大情節，‘監察院’自得斟酌情形實施調查”；因而主張，“監院”得在偵查期間進行調查。然而，這畢竟只是當年的會議決定；相關規範在歷年來已有重大變易。例如，1993年大法官會議第三二五及五八五號解釋明示：“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可見，監察權之行使，仍須受權力分立及偵審獨立之制約。
社論說，“監院”若是在扁案起訴後對偵查工作進行調查，至少在程序上無可議論；但若是在偵查中即行介入，且一案未成，再起一案，則恐在“憲政”體制上不免引起爭議。何況，連當事人亦未約詢，即作出對司法人員操行如此嚴厲的處分，這難道是“監察院”的應有風格？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許多人或許會對朱吳二人將受懲處頗感快慰，但我們卻深以一個可能破壞權力分立“憲法”原則的“監察院”為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