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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李登輝以降推動台獨所籠絡的，尤其就是這批“國安”中高層人員，如前所述，他們為了生計與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覺，成為寄生於“國安”體系的浮士德，手握無窮資源，讓“國安”體系變成找不到具體固定主宰的一種無所不在的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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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8月3日電（作者 石之瑜）面對兩岸交流一日千里的大態勢，台灣軍方於是想史無前例地要求民眾關燈半小時以體會解放軍空襲，藉此鞏固台灣人“忘戰必危”的心防，不料引發強大民怨，結果只打了退堂鼓，改在白天演習。事件凸顯出的是，台灣的所謂“國家安全”的主要對象，永遠是台灣自己的百姓。
台灣朝野各界批評此次萬安演習的構想前，果然也每每都先表態認可“國安”的重要，非要向“國安”體系臣服效忠以後，才覺得取得批評的正當性。
既然“國安”一詞，就是對付解放軍的代號，則批評者所隱含但不說出的邏輯是，須先擺出同意台獨的姿態，才取得參加討論的資格。
從這種看似大聲卻十分卑微的批判姿態，可以預期批判者的潛意識裡已經累積了罪惡感，則這次“國安”單位的挫敗，只會促成“國安”體系的進化，包括馬上在奧運會結束後更肆無忌憚地向美乞購武器的圖謀。
演習要求關燈，是直接在對台灣人的肉體進行規訓。照講，解放軍若攻台，開燈不是更好嗎？因為開燈有助於解放軍軍機識別民宅，而不予攻擊。
但假如解放軍可以有效區隔民宅，甚至只是熱表現出區隔民宅的意願，不就等於挑撥台灣百姓應該跟“國安”體系劃清界線，這將是“國安”體系的大夢魘。只有關燈，才能把台灣百姓與政府綁在一起面對假想敵。
故“國安”體系之前還放話，將要嚴懲不關燈的市民，並公開警告將從101大樓監控台北市民的紀律。世界第一的101摩天大樓本是台灣人誇示全球化的首要象徵，差點淪為“國安”體系鎖國瞽民的根據地。
如果那些主張兩岸和解的政客都不得不仰賴對肉體的規訓，就別提那些反對兩岸和解的政客會有多極端了。記得在台獨主政期間，假藉“國安”之名搜索媒體的暴政屢見不鮮，食髓知味後，甚至“國安”可以庇護貪污，還無限上綱到把反貪誣衊為中共同路人。
“國安”領導人貪污事小，“國安”體系無止盡地侵噬民富事大，其中膾炙人口的是劉冠軍侵吞案。當時李登輝下台後，爆發所謂“國安”密帳風波，同時扯出牽連“國安局”極高層的特大貪瀆案，涉案關鍵人劉冠軍卻能在庇護之下，一夕之間消失到海外隱姓埋名。
劉案最後不了了之說明的是，在台灣打著“國安”為名義的行動，其性質不外乎吸血寄生。可見體制內合法的消耗更嚴重，包括被美國予取予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由同一時間剛好正在美的“立法院”龍頭王金平扮演黃蓋的軍購案，而其中的回扣政治還可引發對尹青楓案的聯想。
“國家安全等於百姓犧牲”的矛盾法則，於焉鞏固。對不同的人而言，買軍購有不同的意義。在美國，有人是要影射台灣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不容大陸染指；有人則是要謀取回扣。
而在台灣，覬覦回扣的當然大有其人，但還有人是要向美國邀功表態，建立自己的人脈；更有人是要靠向美軍購，做出要平衡當前兩岸和解的政治表態；另外有人是謀求與軍方沆瀣一氣，等將來分一杯羹。對他們而言，“國安”只是個幌子，用來綁住台灣人的思想。
在思想上被綁住的不只台灣老百姓，還有本來要榮登101大樓上監視市民的“國安”執勤人員、自以為在保護“國家”而感到自豪的“國安”基層人員、接受豢食而不可自拔的中高層“國安”人員。
李登輝以降推動台獨所籠絡的，尤其就是這批“國安”中高層人員，如前所述，他們為了生計與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覺，成為寄生於“國安”體系的浮士德，手握無窮資源，讓“國安”體系變成找不到具體固定主宰的一種無所不在的霸業。
“國家安全”的假設是大陸無孔不入，因為有敵人，所以要練兵，要“國防”，甚至要民防。如果敵人沒了，如何維持“國安”體制呢？最常見的方法，就是重複防衛的動作與姿態，營造“國家”仍然面對不確定敵人的印象。
現在兩岸和平前景已露曙光，則“國安”單位當然就要透過演習來維持“國安”體系的正當性，而這樣的演習必須裹脅百姓，透過肉體的徵召與犧牲，才有模擬真實危機感的特效。
值得警惕的是，外界愈批評，演習所造成的犧牲感愈強，則泡製敵我對峙的印像效果愈佳。久而久之，百姓學會隨時準備好要接收“國安”面臨危機的訊號，一聞中國就豎寒毛，精神上處於等待動員的狀態。
雖然萬安防空演習改弦更張，但從這個概念的提出、宣傳到準備執行，依舊強化了解放軍可能隨時來犯的想像，讓享受了開燈權利的台灣百姓產生罪惡感，居安思危，潛意識裡準備好要付出犧牲。
這已讓對美軍購充滿更高的正當性，也將讓下一波更瘋狂的“國安”構想顯得難以抗拒。（作者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