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0日電／改革往何處去？中國發展走什麼樣的道路？當前，不少重要領域已進入改革“深水區”，發展進程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將呈現出怎樣的大趨勢？
針對十七大報告中關係國計民生的諸多內容，半月談結合專家研討意見，就其中社會普遍關注的八大熱點問題在未來五年發展演變的基本走勢，進行了前瞻和展望。
走勢一：改革進入戰略轉折期
中國即將迎來改革開放30周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我國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我國改革也在進入戰略轉折期。”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刀闊斧相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傳統改革思路是以經濟體制改革拉動其他改革，但今後5年中，改革重點將悄然發生變化，政府自身改革成為改革的一大關鍵。“十七大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一係列重要的部署。”汪玉凱指出，下一步，我國民主政治發展將在三個方面取得突破：公民參與、黨內民主、政府轉型。
“我國經濟發展正面臨新的轉型。通過近30年的改革，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規模擴張，實現了勞動力轉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一輪經濟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如果說前30年我們較好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快’的問題，那麼新一輪經濟轉型要解決經濟發展‘好’的問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研究員說，“新一輪經濟轉型，我們必須更好地應對諸多挑戰。”
一是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二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幅度提高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三是緩解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四是構建有利于經濟轉型的體制機制，促進經濟社會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可以預見，今後5年這些方面的改革將逐步深化。”王一鳴說。
在中央黨校教授賈建芳看來，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下一步改革將體現以人為本，更充分滿足民眾的吁求。“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即各項制度安排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共富、自由、平等、民主、和諧、互助合作。”
走勢二：經濟發展明天會更“好”
十七大報告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變化體現了我們對經濟發展的認識更加全面。”王一鳴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內涵上主要是指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關鍵是提高要素投入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要求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以及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講，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才能使增長方式轉變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實質性進展。”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徵是高度依賴低成本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王一鳴認為：“各種跡象表明，長期以來支撐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改變。一是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變化，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加大。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徵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
走勢三：服務型政府放下“官架”
政府自身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關鍵環節。汪玉凱認為，政府建設將呈現三個趨勢：第一，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第二，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第三，用現代電子技術手段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和理念，政府由手工作業型轉向電子網絡型。
過去一些地方政府搞“偏好型決策，強制型服務，檢查型工作”，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職能。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丁元竹研究員預測，政府工作將出現兩個趨勢：就決策模式而言，政府將更多地讓老百姓參與決策；就服務模式而言，政府將更多地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
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既是對滿足民眾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需求的莊嚴承諾，又圈點出了實現政府職能轉型的具體路徑和重點所在。
走勢四：更多民眾躋身
中等收入群體
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報告的這一論述，為未來五年百姓收入和家庭財產的普遍增加勾勒出了一條主線。
“同樣經歷約30年的高速增長，日本的國民工資水平達到了美國的80%，而中國在經歷近30年高速增長後，國民工資水平只有美國的6%。”汪玉凱指出，十七大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部署，必將改變目前廣大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佔比重過低的格局。
“不能簡單地抱怨分配不公平。”中國社科院樊平副研究員認為，“不少勞動者文化層次偏低又沒什麼技能，工資競爭自然沒有優勢。”十七大報告提出，“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從提升人力資本的角度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保障。
憲法和物權法先後提出保護公民合法私產，十七大報告中首次進一步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專家認為，這表明政府既要拓寬百姓生財渠道，又要幫助百姓實現財產增值。
走勢五：公民利益表達渠道
更加暢通
近年來，農村矛盾凸顯，而其中不少民生問題根本上還是民權問題。比方說，徵地糾紛背後多是集體所有權被架空，一些地方新農村建設中的形式主義、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盲目決策則與農民主體地位和權益的保障不力密切相關。十七大報告強調發展基層民主，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將有利于從根本上破解當前的農村糾紛。
“執政要堅持政治公理。”賈建芳教授強調，“所謂政治公理，即承認民眾是有利益訴求的，這種訴求是要表達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應堅持‘選舉、透明、參與、人權、法治、責任’六大原則。”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更不是不讓矛盾表達，而是讓矛盾表達得非常有序。樊平預測，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將進一步暢通底層群眾的利益表達渠道。十七大報告指出，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這表明，老百姓在關係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中有更多的話語權。
走勢六：工人地位得到改善
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十七大報告對工人民主權利的實現路徑作出了部署。
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經濟關係和諧，而經濟關係和諧首先是勞資關係和諧。中國人民大學常凱教授認為，今日中國的勞資關係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即共產黨如何進一步夯實執政基礎；又是社會問題，即如何維護民生、保障社會穩定；同時還是國家形象問題，即國內勞工標準如何適應國際貿易的要求、如何積極融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因此，政府應該對勞資關係進行幹預。“十七大提出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六個方面社會建設，這為下一步完善勞工政策提供了依據。”
“今後對工人、對勞工問題該給予更多的重視。”常凱認為，“如果說資產所有者是新的社會階層，那麼工人也不是我們原來意義上的工人。工人的構成、權益維護狀況、福利現狀等都迥異于前。農民工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而且已經發展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賺錢。對這個龐大群體的訴求，執政者理應有更多更切實的政策回應。”
走勢七：生態環境保護迎來拐點
近來環境突發事件頻發，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已接近邊界。賈建芳認為，一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遭遇環境危機影響到群眾正常生活，這意味著僅僅注重發展經濟是不夠的，“只要有一項關鍵指標是後退的，那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就可能會被顛覆”。
一些地方不斷蔓延的污染事件正在演變為警醒人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反面教材，如今已經很少有官員還固執于“寧願毒死，不願餓死”的口號。生態文明的觀念漸入人心。
十七大報告提出，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王一鳴從經濟學視野對這一要求進行了解讀：“當前最迫切的，一是要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資源價格偏低，必然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化工業。三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係，實施生態環境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這些改革如果能夠進展順利，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的目標就不難實現。
走勢八：房價有望避免暴漲暴跌
“快速城市化使得地價快速上漲，而‘溢出的財富’應該更多地收歸中央財政。”中國社科院易憲容研究員分析說，“近年來土地產生的財富約有50萬億元。這部分財富的公平分配，可通過區域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實現。中央財政通過一定分配機制，用來自發達地區城市化的巨額收益縮小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差異。”
易憲容認為，這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房地產帶動了很多地區和產業的發展，表現為經濟繁榮，居民住房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但同時也帶來了高房價，進而造成兩大資產價格泡沫，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股市。這是我國經濟未來的重大風險。
如何應對這些風險？易憲容認為，關鍵看政府如何權衡經濟與房地產市場的關係：是讓房地產市場實現可持續發展，還是短時間內把規模做大。目前，房地產市場最大的問題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短時間內把大量土地賣出去。他舉例說，南方某市在2000～2006年間，每年批地數十平方公裏，幾乎到了無地可賣的地步。顯然，這樣的發展道路將難以為繼。
“有一個銀行信貸員告訴我，他們同事每個人都通過按揭買了四五套房。這是拿銀行的錢在炒房，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住房人均面積的增加將失去其應有的意義。”易憲容說，“政府把住房的消費和投資區分開，有效控制投資，同時對信用政策進行很好的規定，房地產業就可以在拉動經濟與促進民生福祉二者之間實現均衡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