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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逸儒：除了一些普世的民主價值規範之外，中國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
中評社香港8月26日電（作者 蔡逸儒）話說前新加坡大學東亞所所長王賡武教授經常被形容為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重要奠基和開拓者，他對當代中國的精闢見解深受國際重視。王賡武月前在一項專訪中談到，中國政府早已意識到社會科學由歐美學術界主導，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被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所影響。“許多西方學者會使用自己的標準評定中國，指中國這個做得不對，那個做不好，（這）根本沒有幫助。世界根本不是這樣；中國的當地情況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麼不足之處，不一定要根據西方國家的標準來改革。”
王教授指出，“目前中國有一些新一代的社會科學學者，在歐美國家受教育，同時也瞭解中國的現實情況。而這些中國學者在對中國進行研究的時候，不會過於依賴西方文明的價值觀，他們認識到中國現有體制的缺陷，而不是生搬硬套地運用西方學術界提倡的理論。”“留學西方國家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不難發現，他們在歐美吸取的經驗固然寶貴，但是也可能成為一種障礙。他們回到中國進行研究的時候，必須根據當地的現實情況，調整研究手法。”
在七、八月間，台灣中國時報邀請美國某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名字一時無法查到）到台灣來參加一項學術活動，該學者雖然談的都是經濟方面的概念，但也明確的指出，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特殊的時空環境因素，可能還有文化的傳承和價值觀念在內。外界必須對其內容和實踐都有深入的瞭解，不能、也不必硬搬、硬套在另一個地方，如果勉強為之，最後可能以失敗告終。
兩人一個談的是社會科學，一個講的是經濟學理，但都碰觸到問題的核心。還記得筆者稍早也曾為文指出，筆者雖不同意以穩定做為抗拒、拖延改革的藉口，但中國在進行政治現代化及民主改革的同時，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和方法，循序漸進、腳踏實地的採取有計畫、有步驟的方式為之，而不能、不應在外國的壓力之下自亂陣腳。後來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批評筆者，說是中國當前不是民主改革步伐快慢的問題，而是根本有沒有民主的問題。對此說法，筆者不能完全同意。
日前，筆者得空曾和美國高級外交官員討論此一問題，該官員表示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不能讓人滿意，甚至還說是在國際上造成了一種最壞的示範作用。筆者則回以，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確實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貪汙腐敗及政府決策透明化仍然有待加強，但也單刀直入的問他，到底是希望中國進行激進的政治改革，或以漸進的方式為之，因為萬一中國不負責任的改革出了亂子，台灣首當其衝，而且將會全世界受害。
在此情況下，該外交官員最後也不得不表示，還是漸進的改革較好，這對美國、對中國、對兩岸、對區域安全可能都是最好的方法，不過他仍然強調，希望看到中國大陸在政治改革的速度上、程度上可以有更大、更快的具体作為。其實，根據筆者多年來和許多西方外交官員接觸的結果，各國公開是一套說法，但私底下也都承認，中國人民現在是比以前享有更多的自由，不過他們也更期望，中國能早日過渡到民主憲政的階段。
台灣漸進式的民主發展已然出現許多缺陷，新加坡的控制型民主仍有威權主義的痕跡，中國學者過去所主張的新權威主義現已無人再提，但各地的發展模式，在大的方向，以及相關經驗的成敗、得失、利弊方面，或許對中國大陸仍有參考、比較、示範、研究的作用。胡錦濤主席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此言不虛，除了一些普世的民主價值規範之外，中國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特別提出此文藉供思考。（作者 蔡逸儒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研究所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