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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在給予中國很多機遇的同時，也正給中國人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 |
中評社香港7月23日電／《瞭望新聞週刊》刊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文章《辨識當今天下走勢》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關係與中國的應變與自變。
文章說，當中國人仍然習慣作為國際體系的接受者時，國際社會關注的卻是中國正在成為國際體系的“影響者”甚至“決定者”。改革開放將近30年來，中華民族正在經歷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崛起，其中一個標誌就是中國正在加速融入世界。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無論是唱贏中國的人，還是唱衰中國的人，恐怕都要承認這個現實。過去習慣於關起門來搞建設，關起門來自我評價的老套套，如今已經完全不合時宜。我們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慮戰略，考慮發展，考慮佈局。
美國的角色與作用
美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巨大，但是積極面在持續減少，消極面在不斷增加。美國“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趨混。
當今世界，諸多謀劃，有美國支援不一定能成得了，但美國若堅決反對，多半會成不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美國的言行總能引發國際爭議，牽動國際局勢。討厭美國的人很多，但是喜歡美國的人也不少。
二戰後，為實現並鞏固霸權，美國苦心推動營造了一個精緻的國際體系以及維護該體系有效運行的一整套規則。政治組織如聯合國；經濟組織（或準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軍事組織如北約等。這樣的體系與規則無不以美國利益為核心，但同時也較好地兼顧了國際利益。在美國的努力下，這些國際組織運轉有效，保證了國際秩序的穩定，國際政治實現相對太平，世界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由此，美國的領導地位也被世界各國廣泛認可，美國的價值觀也似乎成為國際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國際商品流向美國市場以實現“最驚險的一躍”，國際資本涌入美國市場以獲得更高回報或規避風險，國際人員也爭著進入美國市場以提升自己的價值。
但是，由於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美國與其他西方大國經濟實力近年來出現消長，美國從富甲天下到負債纍纍，一言九鼎的話語權也逐漸旁落。為維護與鞏固霸權地位，美國在手段的選擇上越來越傾向於實用與效率。在實踐中，不僅通過正常的貿易投資賺錢，而且還利用各種手段（如設置金融投機陷阱、借機製造金融危機等）偷錢與搶錢。過去，美國一直以“自由、民主”的偶像自居，佔據著國際“道德高地”。如今，為維護霸權不擇手段而且肆無忌憚，已使美國從所謂的“道德高地”上逐漸滑落。
而且，美國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中心，在國際交往中一直奉行雙重甚至多重標準。標準的混亂導致秩序的混亂，由此，美國“治理”下的世界正日趨混亂：文明嚴重對峙，恐怖活動肆虐，地緣政治異常緊張，貿易摩擦不斷，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等等。
國際秩序與規則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說中國社會：過去闊綽的人要復古，現在闊綽的人要保持現狀，將來闊綽的人要革新。國際社會何嘗不是如此。
當今國際秩序與規則仍由發達國家主導。這種秩序體現的不僅是政治的不平等，更多的是經濟的不均衡與社會的不公正。這一秩序以及維護該秩序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規則（如國際組織的運行規則、國際話語規則、貿易規則、資本流動規則、知識產權規則等），構成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發達國家處於體系的中心（美國則居於核心），新興市場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依次居於體系週邊，最不發達國家則處於體系的邊緣。
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與規則集中體現在“七國集團”（雖有“八國集團”稱謂，但俄羅斯在經濟等諸多重大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七國集團”的GDP約佔世界總量的2/3，貿易額約佔世界總額的1/2，發展援助額約佔援助總量的近3/4，是名副其實的“富人俱樂部”。“七國集團”暗箱操作所達成的各類決定，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經濟的態勢，包括各類重要商品（含金融商品）的價格（如匯率與利率）走勢，從而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企業生產與民眾生活。
但是，由於物極必反的“魔咒”，一些發達國家盛極而衰，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社會活力不足，經濟增長持續偏低。與此同時，一些具有獨特資源優勢的後進國家抓住歷史機遇，實現跳躍式發展。此消彼長，從而改變傳統秩序，進而要求修訂國際規則。世界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歷史一再表明這一演變軌跡。如今，新興大國經濟崛起正成為21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中一道靚麗風景。這將加速國際經濟關係調整，推動全球戰略格局演進，改變全球化與區域化發展態勢。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5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佔的份額超過了一半，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20%躍升至43%，能源消耗量已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並持有世界外匯儲備的70%。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已在諸多方面對發達經濟體正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世界經濟天平”已向新興經濟體傾斜。然而，發達國家憑藉傳統權威依舊扮演著國際舞臺的主角，因此未來有關國際規則進而涉及國際秩序的爭鬥將愈演愈烈。
世界的合作與競爭
國際合作的表像使眾多人士幻想，新興大國能與發達大國順利實現“共生”、“共榮”乃至“共治”，然而幻想總歸是幻想，而現實仍舊是殘酷的競爭。
二戰後，國際合作的意識形態傾向明顯，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合作爭奇鬥艷、交相輝映。但是，世界合作的主流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合作，儘管反覆，但是總的看開展得比較順利，如聯合國在維持國際和平、IMF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增進多邊經濟合作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此才有國際政治的相對有序、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
冷戰結束後，隨著重要政治壁壘的消除，全球化下全人類共同應對的各類重大問題（如資源環境、衛生健康、金融動蕩等非傳統安全）迅速凸顯，國際合作不斷拓展與深化。由於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機制無法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的挑戰，美國霸權主義與單邊政策又引發日益廣泛的反彈，因此區域或雙邊合作方興未艾。
但是，國際經濟的總體態勢依舊是競爭高於合作，而且競爭越來越激烈，範圍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深，競爭貫穿著整個經濟活動與決策過程。從一般產品、企業、產業、貿易與投資的競爭，擴展至科技、金融、規則與國家戰略的競爭。由於國際資本的“股權”大小不等，國際分工的附加值高低不同，國際貿易的條件好壞有別，加上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規則，其壟斷資本可以憑藉“標準化”與“知識產權”坐享其成，更有甚者還通過發動金融恐怖襲擊——製造金融動蕩乃至危機吸取他國的財富。因此，激烈競爭的結果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世界範圍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過去的50年裏，經合組織（OECD）佔全球人口的20%，卻掌握了全球收入的80%。聯合國報告估計，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擁有全球逾50%的財富，而50%最貧窮的人，僅擁有全球財富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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