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失職瀆職的典型
文章強調，玩忽職守是一種監督過失的公職腐敗。鄭筱萸的懈怠職守行為發生在藥品認證和監管當中。修訂後的《藥品管理法》將取消藥品的地方標準，為做好實施對接，必須在2001年12月前的一年內完成全國統一藥品的包裝、標簽、說明書換發工作。這項工作涉及對全國範圍內藥品標準的審查，關乎民生和社會穩定及政府管理能力，處置失當則後果不堪設想。但是，鄭筱萸卻將這一重要工作當做一項常規工作來對待，降低對藥品的審核標準，擅自同意“企業申報時可以提供複印件，由省級藥監部門重點審核其原生產批件和原始檔案，專項小組僅對上報的資料進行形式審核，並對原始檔案進行抽查核對”，致使大量不符合國家標準的藥品通過原始資料造假等方式獲得了批准文號。鄭筱萸還違反有關行政法規，簽批同意原違規審批的藥品文號，致使大量依法應予撤銷的藥品繼續生產、銷售和使用，國家藥監局對藥品市場的管理、監督流於形式，人為造假成為一股暗流。改組後的藥監局在2006年對少部分藥品生產企業進行抽查，發現有大量已被批准換發的藥品文號係以造假獲得，6種藥品被確認為假藥。為純凈藥品市場，清理工作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而這部分的損失完全是由鄭筱萸、曹文莊等人不認真履行職責所造成的。
文章指出，藥監局驚天腐敗大案不單單是權力高度集中的結果，也是對集中的監管權缺乏有效制約的結果。藥品是關乎民生的特殊商品，離不開藥品監管部門的規制。身為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總督頭，鄭筱萸毫無疑問應當小心執掌監管權杖，維護好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藥品的使用安全和生產經營秩序。但是，人們期待的藥品秩序沒有出現，藥監局腐敗大案發生後，作為食品藥品這一最應體現公正和安全的最高監管機構，國家藥監局監管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一位長期關注藥品監管政策的專家說，仔細研究鄭筱萸主政藥監局的這幾年，不難發現，監管者們一直在利用他們手中的公共平臺為自己的利益尋租。缺乏監督又無透明性的行政審批權，運作往往容易變異。
文章說，藥品監管部門的官員依法拒絕制藥申請是職權範疇內的事，申辦者未獲許可狀告行政執法部門，也是申請人的正當權利。通過行政訴訟，可以幫助藥監局檢驗依法行政的水準，監督藥品審批權的恰當行使。但是，目無法紀的官員不能容忍被管理者挑戰自己的權威。鄭筱萸曾經對起訴國藥局行政不作為的藥商高某，一改溫文爾雅，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你是第一神經！”其內心深處蔑視法律的意識暴露無遺。於是，高某便踏上了數年的維權路。
文章指出－－弄權令當權者昏頭。在法庭上，鄭筱萸不止一次說，在他擔任藥監局局長的十幾年裏，曾經拒絕過不少拱手相送的金錢。的確，檢方指控鄭筱萸收到的錢款大多來自親朋故舊。鄭筱萸當然心知肚明只要與職權沾邊的錢，是不該收也不能收的。但他認為，接受熟人請托，收受朋友的錢財是安全的。這些經年老友成為藥品企業俘獲監管權力的最合適的橋梁。一審被判處死刑後，鄭筱萸深感法律的冷酷無情，希望二審免其一死。但當二審法官宣佈維持其死刑的一審判決時，他的反應卻是異常的平靜。或許，他已經明白了觸犯法律意味著什麼。
道德無效時，法律補位
文章認為，以權謀私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當事者品行的良莠，而在於規定著公職官員行為方式的那一系列體制。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道德顯得蒼白無力。藥監局決定、管理的事情太多，權力物化的機會自然也就更多。當“清者不能清，濁者更污濁”時，法律補位必不可缺。身陷囹圄的鄭筱萸多次對辦案人員說，他對曹文莊的信任和使用，超出了曹的工作成績和品行表現，是情感佔據了上風，結果為曹提供了瀆職濫權的機會。做事時想到法律，法律是溫情的；犯事時遭遇法律，法律是冰冷的。其實，法律並沒有變，變化的只是心態。案發後，鄭筱萸雖然口口聲聲地請求給他一個公正的處理，但卻十分強烈地希望法律對其網開一面。其獲罪時渾然不覺有良心發現的跡象，趕赴黃泉的門楣也全然沒有靈魂求贖的悔念。
誠然，處於體制變革之中的藥監局，在權力調整初始，對於如何有效管理藥業，如果多去尋求一些智力資源的支援，如民意資源、法律依據、專家論證等等，失誤完全可以避免。但是，鄭筱萸太過自信，終釀惡果。道德無效時，法律補位。對郝和平、曹文莊和鄭筱萸這些貪瀆的官員們，需要的不是對其進行道德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判令他們在牢籠中接受懲處，或者在判處刑罰的同時再罰他個傾家蕩產——這就是恣意踐踏法律規則所應擔負的犯罪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