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8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說，台灣每達選舉就會去玩“改名”“正名”等符號象徵的遊戲。這是“符號動員”。它就像用符治病，雖然虛幻，但也像大補帖一樣，最有實效，這也是從中正機場改名、中華郵政改名、一直到現在中正紀念堂改名，樂此不疲的原因。
由台灣的不斷改名，就讓人不得不提到南非的改名，此刻的南非早已進入了後種族隔離政策的民主時代。問題在於南非問題千瘡百孔，單單失業率即高達百分之廿五。要治理這樣的國家，縱使用盡心力都不一定能立即有成果，那麼就搞改名這個最便宜的遊戲吧。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的名字早已改過了，現在再次用執政黨領袖之一坦波（Oliver Tambo）的名字改一次。南非首都以前是叫普利托里亞（Pretoria），現在則醞釀要改成席瓦尼（Tshwane）。南非大港德班（Durban）則要改名為伊希奎尼（eThekwini）。除了城市改名外，德班的街道和重要建築物有一百八十個也都跟著改名。德班是南非少數族裔祖魯人的地盤。改名這種挑釁式的符號操作，當然對統治者最為有利。由於新名字需求太多不夠用，於是南非人崇拜的卡斯楚、阿拉法特、甘地、都成了新街名。而非常不湊巧的，乃是以甘地為名的街道其實是條妓女戶滿街的紅燈區，改名的荒誕無聊反而得以凸顯。
南非政府務虛不務實，特別喜歡搞改名的遊戲，這並非特例。近代國家裡，一九九○年年底開始民主化的阿爾巴尼亞這個巴爾幹小國，則是另一個例證。阿爾巴尼亞首席作家卡達瑞（Ismail Kadare,1936-）在近著《春花春霜》裡就指出：“在整個政治亂局裡，不斷替街道改名已成了固定的戲碼。每次當城裡選出一個不同的黨，新的長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街道改名。右派當權，就會把以前諸如『三烈士路』之類的名字改成『無玷聖母路』。但若左派重新當權，則又反向的把名字改回來。
由南非、阿爾巴尼亞，甚至台灣的樂此不疲改名遊戲，我們就不得不提到近年來對新興民主“後威權亂象”特別有感觸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所提出的警告了。哈維爾指出，自由當然是個解放的力量，它會解放出更好的希望，但也同時會解放出一切的邪惡與貪婪，正如同大浪打來，浪花頂上一方面可以看到有如珠玉的雪白浪沫，但那些深埋海底的垃圾糟粕也同樣浮起到了浪頭之上。哈維爾說道，後威權乃是一種巨大的考驗，如果人們不能以磊落光明的希望與愛，讓人回歸到實然的人性之上來重建一切，那麼很快的就會在價值上重回中古世紀，分化人群、挑撥仇恨，用改名這種符號動員的操作模式來轉移掉權力的責任，甚至用以掩飾濫權非法，都只不過是“後威權亂象”的一部分而已。哈維爾看透了東歐及巴爾幹半島後威權的錯亂，因而他才警告說，後威權時代經常只剩虛偽和謊言，以及各式各樣有理由的胡作非為，後威權時代的人們如果不能自我證明，那麼它只不過是一切威權之惡的鏡像而已。
南非和阿爾巴尼亞不務實而務虛，耽溺在改名稱的“符號動員”中，這乃是它們號稱民主，實則為“第三世界化”或“巴爾幹化”的原因，而台灣也樂此不疲的每逢選舉即搞出改名的遊戲，企圖用改名背後的意識型態操作來擴大對立，藉以壓縮掉自己應屬的責任，當政治已廉價到不必講操守、不必講人品、不必講粗野和願景，而只講究改名，這其實已是台灣政治的“第三世界化”和“巴爾幹化”了。
而改名這種“符號動員”所以讓南非、阿爾巴尼亞和台灣這種地方永遠不知疲倦的一直搞下去，乃是它確實有著“符號動員”可以見縫插針的土壤，任何社會從膚色、宗教、出生、地域、財富，到性向，只要人們願意，都可無限制的切割下去。並坐享切割的成果。當代女性詩人暨思想家瑞姬（Adrienne Rich,1929-）就指出過，“一根頭髮的距離即是一切風景的開始。”當頭髮的距離都可切出一片風景，選擇性的操作切的邏輯，利用改名這種“符號動員”的手段來收割切的政治利益，當然也就成了追求短線利益的最佳便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