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務實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標誌
在二○○五年中美關係的起伏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除美國軍方外，作為「屠龍派」的「理論大師」們關注的，主要是崛起的中國將如何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而對中美之間各種具體的分歧卻較少注意；而作為「熊貓騎牆派」的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卻高度關注從軍事透明度到知識產權、市場准入、貿易逆差，再到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等一系列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一直存在，但其中一些近年來變得更為突出。第二屆小布什政府重視這些問題，表現了十分務實的態度。實際上，中國政府同樣重視這些問題，同樣表現了十分務實的態度。中美雙方共同的務實態度，正是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標誌。
中國政府一貫重視中美關係，也一貫十分務實地處理中美關係，包括認真對待和解決中美關係中存在的各種具體問題。過去十幾年中就是這樣做的，現在和今後還將繼續這樣做並加大力度。因為這些問題是實際存在的，而且對中美關係產生了實際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如果有的問題明顯升級將更會造成嚴重不利影響。去年中國政府針對近年變得突出的問題採取了建設性的措施並取得成效，主要有：七月人民幣的有限度升值、十一月中美就紡織品貿易達成協議、大力強化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以及在拉姆斯菲爾德訪華期間安排對解放軍二炮司令部的參觀等。
中國的務實態度還表現在認真看待和處理美國及其它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疑慮方面。二○○五年九月和今年元旦，胡錦濤主席都明確提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充分展現了和平發展的中國對於世界的期望，以及中國準備做出的努力。建設和諧世界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大綱，是中國基於和平發展的需要、對世界大形勢的認識，以及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做出的自主選擇。但不必諱言，這也有回應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對於中國發展疑慮的意圖。中國政府務實處理中美關係，十幾年來一直是推動中美關係在曲折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近期中國政府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更是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重要標誌。
中美兩國政府都務實地看待、處理中美關係，除了就一系列具體問題進行對話，協商之外，還有另一方面的新發展，就是開始了中美的「戰略對話」，或者美國方面出於國內政治考慮稱呼的「高層對話」。已分別於二○○五年八月、十二月舉行了兩輪。戰略對話並不討論各項具體問題，而是就兩國關注的戰略層面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問題交換看法。戰略對話是中美之間已經形成的最高領導人經常會晤和就各種具體問題的對話，協商兩個機制之間的重要環節，主要作用是增信釋疑。中美之間始終存在難以消除的不信任感，美國對中國有著濃重的不信任，而坦率地說，中國也對美國心存疑慮。二○○五年美國學者提出中美均對對方採取了「對沖戰略」，雖然不盡符合實際情況，但確實表現了中美之間存在的不信任感。中美戰略對話的進行將對消除中美之間的不信任產生積極影響，而由最高領導人經常性會晤、戰略對話和就各種具體問題進行對話、協商等三個環節組成的完整機制的形成，是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又一個重要標誌。
中美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
二○○五年中美關係的起伏，是中美關係在曲折中發展並超成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節點」。通過對這次起伏的分析，可以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特點有更深刻到認識，同時也可以更準確地把握未來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走向。
雖然起初時聲勢不小並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很大憂慮，但實際上這次中美關係起伏，不僅沒有對雙方關係造成實際損害，反而促進了中美關係的新發展，加快了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過程。對此，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務實立場和態度當然有重要影響，但冷戰結束十幾年來中美關係在曲折中的發展和世界大形勢的變化則是最重要的基礎和保證。可以設想，即便不是第二屆小布什政府而是其它甚麼政府，情況也不會有重大不同。所以，可以認為在經過十幾年的曲折中發展後，中美關係實際已進入雖仍有起伏但相對平穩發展的時期，除非發生特別嚴重的突發事件，不然的話，中美關係不會發生實質性的重大起伏。應該對中美關係的這一前景建立足夠信心。
中美之間存在一系列具體問題，反映了兩國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利益衝突。事實上，在世界上任何兩國之間，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些問題是實際存在的，並且確實對中美關係有不利影響。但只要兩國都採取務實的立場和態度，進行平等的對話、協商，這些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或至少得到緩解。即使是中美之間最敏感、最主要的台灣問題也一樣。真正會對中美關係造成全局性嚴重損害的，是歷史形成的中美之間難以消除的相互不信任。實際上，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過程，就是不斷增信釋疑，不斷消除相互不信任的過程。中美之間形成了由最高領導人經常性會晤、戰略對話和就各種具體問題對話、協商三個環節組成的完整機制，將對消除中美的相互不信任產生積極影響。這也增強了對中美關係相對平穩前景的信心。
冷戰結束以來十幾年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表明，在世界大形勢的背景上，中美關係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中國和美國的一些學者已提出很有新意的觀點。但原有的「理論」仍然有重大影響，美國的「理論大師」對二○○五年中美關係起伏的重要推波助瀾作用即表明了這種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在中國也廣泛存在。所以，突破舊有理論的桎梏，建立新的國際關係理論，應該成為中美兩國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4月號，總第1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