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日國務院督查組在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上接到群衆反映，陝西省榆林市一家個體戶賣出5斤芹菜後，被市場監管部門罰款6.6萬元。該報道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目前，當地已召開會議部署整改。
此案事關食品安全，一般情況下觸及該類話題，公衆批評的聲音大多是針對被罰者。然而此次，人們卻幾乎“一邊倒”地同情羅某夫婦，指責市場監管部門的處罰“小題大做”，原因何在？
首先，該案明顯存在“過罰不當”問題。羅某夫婦被重罰，是因其出售不合格芹菜且不能提供供貨方許可證明及票據，不能如實說明進貨來源，未履行進貨查驗義務。從情節上講，羅某夫婦是有錯，但主觀惡性小，涉案的只有5斤芹菜。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要遵循公正、公開的原則。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可反觀“芹菜案”的事實、性質與情節，6.6萬元罰款明顯過當。通過與以下案件的對比，能很直觀地說明問題：2015年，山東省聊城市發生過蔬菜批發部經營者為了保鮮，在娃娃菜上添加福爾馬林溶液的案件。當時，執法單位在現場沒收了74瓶福爾馬林溶液。經營者呂某雖然僅收益111元，但被處以12萬元罰款。同樣的“小收益大罰單”，公衆卻普遍認為呂某不冤。為何同類案件，群衆的反應如此不同？其關鍵就是，兩案社會危害程度及當事人主觀惡性有明顯差異。
其次，市場監管部門的執法過程難以服衆。一把芹菜檢測了1個月才給出結論；群衆將事情反映到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台後，案件問題才引起關注……執法過程的遲滯和存在的漏洞也引起了公衆質疑。正如人們所說，若是真的關注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檢測時間為何拖了1個月之久？老百姓的申辯是否得到了足够重視？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享有陳述權、申辯權；對行政處罰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可羅某夫婦被罰後，其對處罰金額的申辯并未通過正常行政複議程序解決，而直到國務院督查組接到反映才得以解決。當督察組成員提出“幾十塊錢的一個案值，罰他幾萬塊錢，過罰相當不相當？”的質疑時，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才幹脆地回應“不相當”。遲到的表態不禁令人疑惑：“早幹嘛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