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某某案的審判還未開始，一場硝煙四起的輿論戰卻已曠日持久。各種新消息的出現已有反轉案情之勢。從開始的輿論一邊倒，去批判紈絝子弟仗勢欺人，到現在部分人開始相信，這也有可能是一個局，到底誰是受害者都成了疑問。
憑借一知半解的法律知識，零星獲取的案件信息，全民審判團很難拼凑出案件的全貌。而某些有明顯傾向性的報道，也容易將輿論的情緒引向極端。此時，審理李某某案的法官，如何不受輿論干擾，最終做成公正判決則顯得尤為關鍵。
首先，保障法官的中立性不能採取限制媒體的手段。按照媒體倫理的要求，報道應當遵照“對於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審判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報道”的原則。但秉持中立、不做預設判斷，彼時的信息能得到證實，那及時報道就是記者的職責所在。即便事後有新信息推翻了以往的報道，也不能輕易認定是媒體的職業操守問題。
當然，如果事後能證明存在個別媒體故意造假，煽動輿論，那傷害的必將是其自身的公信力。
其次，法官應當建立起自己的“中國墻”。“中國墻”是一個來自金融領域的專有名詞，意思是在事件的相關方之間，建立信息隔離，防止敏感消息外洩。
在案件審判過程中，法官應當盡量避免受到外界輿論的影響。在英美法系的司法體系中，涉及刑事案件審判時，陪審團決定是否構成犯罪，法官負責適用法律。而當審理重大案件時，法官可以為避免陪審員受到外界的干擾，將陪審團與外界隔離開來。當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審理期間，陪審團不能看報、看電視，與外界隔離了十幾個星期。
由於我國借鑒了大陸法系的審判制度，法官既做事實判斷，也做法律判斷。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法官避免受外界干擾的要求就更高了。法官應當自覺做到信息隔離，將認定的範圍限定在控辯雙方提交的證據上，避免受到小道消息的干擾。
其三，案件審結後，應建立一個法官與公眾對話的平台。法官不應當變成依附輿論的多數派，但當最終的判決結果，與公共輿論作出的判斷相去甚遠，那成為少數派的法官，也不能一判了之，必須給公眾一個交代。
司法判決的作出，應當依靠法官對法律條文精准的掌握和運用，有可能不符合一般認知。當一個判決並未得到公共輿論支持的時候，法官應當站出來，對自己如何運用法律的過程加以詳細的解釋。
按照法官職業操守的規定，在案件判決前他們不應與媒體進行任何交流，但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後，不妨建立起這樣一個平台，讓媒體和公眾發表意見，由主審法官一一給予回應。這有利於祛除人們心中的疑惑，讓人們充分理解法律正義實現的過程。
近年來，許多案件的審判，都成為了公共話題。吳英案、任建宇案、唐慧案，在這些案件審理中形成的社會共識，推動了中國法治進程的發展。但也有一種聲音，認為當時的某些輿論影響了判決結果。
在對案件熱議的輿論喧囂中，媒體的作用究竟是干擾司法，誤導輿論，還是有助於保持法官的審判透明性和司法獨立性?很多時候，這道單選題，一不小心就被做成了雙選題。
想要實現案件公正審理、司法審判獨立，最大程度地避免人為因素的干擾，避免輿論對司法的干預，這些需要法官堅持對法律的信仰，需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理念融入每一次司法實踐。希望李某某案的法官，能做到“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落實法律正義。（時間：8月9日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