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牽動公眾神經的還是有關部門能否一視同仁地對所有制假售假者適用“頂級重罰”原則，即類案公正和個案公正的關係問題。前不久，知名家居品牌達芬奇因違法行為獲罰133.42萬元，即被外界引來與本案的結果進行比較。其實，“達芬奇”案歸根到底不過是一起行政處罰案件，在適用法律和程序上和本案存在質的差別，據此否定李清案的公正性並不理性，更不能據此為李清的違法事實辯護。因此，要釐清“天價罰單”背後的問題，還需要更深層次的分析和探討。
我國正式加入WTO以來，愈來愈重視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這是徹底杜絕“山寨化”等假冒偽劣現象的應有之義，也反映了日益高漲的反假打假的呼聲和要求。正基於此，我國的相關刑事法律才對侵犯知識產權刑事犯罪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定罪和量刑標準。但是，由於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還有待去除，執法的規範水平還有待加強，“天價罰單”判決一時還難以取得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較好統一。這確實值得有關部門反思和改進。
一方面，有關部門需加大對制假售假的執法力度。只有實現了整治假冒偽劣產品的常態化和法制化，才能獲得公眾的理解和認可。另一方面，執法的透明度還有待加強，只有保證信息公開，下一份罰單開出時才不致引發爭議。（時間：5月25日 來源：新聞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