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尼系數引發的“警世危言”在當代中國之失效，與經濟、政治、社會三大環節的“中國選擇”密切相關：
經濟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中國國情大體相符，保障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相對充分的就業，因為失業對社會的殺傷力比貧富差距更大。
政治上，因應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力持續增長，使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不光有強烈的執政為民的使命感（在發展中謀求穩定，在穩定中實現發展），而且擁有相對充裕的、為實現維護社會穩定的“執政責任”所必需的物質基礎。
有了“執政責任”和充裕的物質基礎，在新世紀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來，社會福利政策特別是基礎性社會公共福利服務，譬如全民社保和全民醫保等關鍵惠民政策的普遍推進，與貧困線、低保線、最低補助線等三條“保障線”一起，共同構築成避免中國在現階段出現“基尼系數危機”的穩定堤防。
面對基尼系數高懸，政府和民眾既要避免鴕鳥心態，亦要避免盲目恐懼。基於國情差異，評價一國的貧富差距應有多個評價系數、模型、方法和手段。
為最終縮小貧富差距，現階段為避免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失控”，黨和政府正致力於做好“中國事”。以今年開年為例，僅舉上海本地之事實，“限高、擴中、提低”的政策主旨更為鮮明，尤其是“提低”，力度明顯大於去年。
評價中國當下的貧富差距則要講“中國話”。如果此話說得在理，在基尼系數的參考價值之外，國家統計局及社科機構應當通力合作，早日推出更接近或更切合國情實際的評價指標體系來。（時間：1月7日 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