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鐘家，在今年九月以自焚的慘劇向政府重申了一個基本的權利常識：公民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死者的魂靈尚未安息，鐘家姐妹被灼燒的傷口尚未愈合，本以為對邱、蘇兩位主政官員的免職，權力能夠從某種程度上對這種傷害進行心靈救贖，對死傷者及其家庭予以慰藉。但邱、蘇兩位官員的迅速複出，無疑是再度揭開正在結痂的創口。
官員“帶病複出”，似乎已經成為官場潛規則。每當社會重大事件引發民意鼎沸之後，“膠帶”發揮不了作用，只是充當緩兵之計的問責免職，便成了平息事態和民怨的新維穩武器。某些公權力總是天真的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民眾的記憶裡，這些憤怒終將冷卻，這些事情終將遺忘。但豈不知，權力對民意的傷害，每一次或可擱置冷卻，卻不能遺忘和忽略。“宜黃事件”作為行政強拆製造慘劇的標本性事件，尤其如此。
宜黃官員被免職的問責，原本就是官民博弈的結果。問責結果出來後，在央視《新聞1+1》對此事的討論中，專家甚至還認為宜黃拆遷自焚問責具風向標意義。也就是說，民眾都樂觀地以為，官方對邱、蘇兩位地方主政官員的處理，是官民意志的共同體現，是權力失範後的行政糾偏。但從倆官員迅速複出來看，民眾顯然是一廂情願了。對於當地官方而言，並沒有意識到此事的過錯，只是面對民意汹汹不得不虛晃一槍。免職的問責方式對於權力而言，不但沒有傷害和痛感，反而成了民意的迷幻劑。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對於宜黃官方而言，邱、蘇兩位官員的免職目的，只是為了擺脫民意的聚焦和民怨的積聚，並沒有反省和糾偏的誠意。誠然，體制釀成的惡果，其責任絕不是邱、蘇兩位官員所能承擔，但這並不是他們開脫的理由。淩厲的問責，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錯誤的行政理念，但對於制度的執行者，最起碼能夠有警誡的效果。行政強拆、搶屍、甚至發出“沒強拆就沒新中國”的狂言……將體製作惡演繹到極致，對生命和公民財產缺少最起碼的敬畏和愛護，難道不該受到應有的懲處。作為制度的執行者，理應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裁量權，而不是變本加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