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第二條，顯然是“二桃殺三士”的故伎。數十家電視台，只允許製作10檔選秀節目，這相當於在數十個餓鬼之間，投入十個饅頭，然後坐觀他們為嗟來之食大動干戈，自相殘殺，笑看風雲，不亦快哉。而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10檔選秀，不許重複，話語權自然緊緊握在國家廣電總局手裡，爾等若想分一個饅頭，先把主子伺候好了。“二桃殺三士”之外，還留了一手投桃報李，電視台先“報李”，廣電總局再“投桃”。
且不問國家廣電總局真實用意，這裡單說一點：為什麼要限制娛樂節目，是否有此必要？若然，我們應該採取哪一種限制方式？首先需要辨明，娛樂節目不是洪水猛獸，它的泛濫並不足懼，在任何時代，只要受眾可以自由選擇，他們必定喜歡輕逸超過沉重，必定喜歡笑聲超過哭聲，必定喜歡娛樂超過正劇，說到底，對娛樂節目的偏愛，根植於人性深處；而且這種泛濫，遠未達到聳人聽聞的“娛樂至死”之境界，也許在西方，“娛樂至死”的陰影已經布滿了文化的蒼穹，但在中國，娛樂所需直面的迫在眉睫的難題，不是如何死，而是如何活。
“限娛令”所打的旗幟，乃是反低俗。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娛樂節目，以低俗為噱頭，加速了道德的敗壞，譬如《非誠勿擾》的女嘉賓馬諾聲稱她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寧可坐在寶馬車裡哭。然而這種拜金的風潮，先於娛樂而流行，道德的虧損，早已是一筆爛賬。娛樂節目只是一面開放的平台，用來呈現、分解風靡一時的觀念和道德，它可能有傾向性，但它並不能代替電視機前的受眾作出選擇。娛樂不是道德的敵人，同樣，道德更不應該成為娛樂的敵人。
對娛樂節目進行適當的管制，也許不是壞事。問題在於，這種管制，應由政府強制，還是市場調節。可作參照者，是法治國家對言論與思想的態度。霍姆斯大法官有一句名言：如果我們想確定一種思想是否為真理，那就讓它在思想市場的競爭之中接受檢驗。鉗制與禁錮，也許可以打擊一個壞主意，卻不能提出一個好主意。同理，“限娛令”只是在頭疼醫腳。娛樂的泛濫並非低俗的根源，限制娛樂卻可能淪為低俗的象徵。我只擔心，“限娛令”非但不能淨化道德，反而滋長了低俗。
退一步講，你可以管制娛樂節目，但你不能砸電視台的飯碗。“限娛令”的困境，不僅在於公權力的壓迫無法拯救道德，還在於這種壓迫，打碎了市場的自由。所以它必將遭遇執行者的陽奉陰違、暗度陳倉。不難想見未來的一幕，《非誠勿擾》濤聲依舊，其性質，卻在孟非口中，從“婚戀交友類節目”變成了“生活服務類節目”，假如擔心名不副實，可撤下樂嘉，換上柏萬青或朱軍，這一轉身，江蘇衛視還多了一檔“道德建設類節目”呢。
只是，哪怕娛樂死了，道德就有救了嗎？（時間：10月30日 來源：中國經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