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各種網絡技術和工具，從本質上來說，是中性的。任何個體，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運用。而網絡技術的擴散，以及個體對網絡技術的掌握和運用，可以看作是某種政府主觀控制能力之外的獨立進程，沒有什麼國家的政府，包括歐美發達國家的政府，能夠確保把無差別的互聯網自由從瓶子裡面釋放出來之後，僅僅按照歐美國家的戰略利益運行，而不對自身產生任何的挑戰。作為力量放大器、社會運動催化劑以及組織聯絡工具的互聯網新媒體，既適用於中東北非或者其他國家的活躍分子，也適用於倫敦各社區中的特定群體。發生在德黑蘭、突尼斯、開羅、班加西街頭的混亂場景，同樣可能發生在倫敦、利物浦、伯明翰或者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儘管得到了新媒體和網絡技術的支撐，但從某些根本的訴求而言，網絡並沒有創造什麼新問題，不同地區的人們使用網絡組織起來，共同追求的是更加正義、公平、公正與美好的新生活。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外部世界採取的是一種選擇性支持或者反對的立場，甚或依據自己的力量來推波助瀾，肯定無助於問題的改善。
或許，倫敦騷亂應該成為所謂“互聯網自由”的一個拐點。真正意義上的負責任的國家，或者更加廣泛意義上的，任何在數字空間活動同時又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體，應該以此為契機，理性思考一下什麼是網絡空間的社會責任，如何承擔和履行這種社會責任，如何推動建立一個能夠兼顧各方利益且符合網絡社會基本特征的治理體系，從而讓全球網絡空間擺脫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確保未來注定仍然要呈現大爆炸式發展的網絡技術，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多的福祉，而不是所謂的“互聯網自由”。（時間：8月10日 來源：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