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薩達特總統遇刺後，穆巴拉克作為軍方領導人成功地穩定了國家政權，最重要的是，他頂著阿拉伯聯盟對埃及的抵制，堅持了與以色列和解的路線，並以更加靈活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社會上。最終在1982年，作為對埃及和平姿態的回應，以色列將西奈半島歸還給埃及。同年，埃及還恢復了和蘇聯的正常關係。
穆巴拉克的務實外交為埃及贏得極大的國際空間，他同時為白宮和克裡姆林宮的座上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需要他來斡旋，來自西歐和美國的貸款和援助滾滾而來。
埃及困局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穆巴拉克的光環逐漸褪去，埃及經濟陷入困難，儘管美國依舊給以大量的援助，但依然無法解決埃及極端分化和高失業問題。同時，埃及緊急狀態法自1981年實施後一直未予取消，社會矛盾在重壓下進一步激化。
很多去過埃及的中國遊客都對這樣的場景印象深刻，他們需要由持槍軍人保護前往由外國人經營酒店的旅遊區，那裡富麗堂皇。但城市的另一邊，埃及貧民聚居區甚至連像樣的柏油路都沒有。
“埃及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尋找發展模式的失敗，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困局。在中東除了產油國，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埃及沒有抓住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和轉型的機會，導致最近20年來經濟發展緩慢。穆斯林國家特有的人口過快增長又導致人口非常年輕，30歲以下的人口占總量1/2以上，就業問題嚴峻。”吳冰冰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埃及也曾按照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經濟私有化改革，但沒有惠及民眾，只使統治集團獲益，埃及1/4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底層民眾產生了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需求，這和西方自由民主沒有必然關係；今年2月的青年運動不是由貧困階層而是由中產階級青年主導，他們都受到很好的教育，要求享受更多自由。他們的需求和底層要求公平分配財富要求相結合，帶來了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吳冰冰進一步指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