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9日電／據光明日報報導，經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中華經典承載了古聖先賢的志向、智慧與才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淵藪。而經典的產生有其特定的語境和所指，但亦有其超越時空的傳世性和普適性。
誕生於齊梁之際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論元典，中國文章學巨著，中華文化寶典。這條精雕細刻的“文龍”距今已一千五百多年，依然優美耐看，“靈動多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並且認識到過去東西裡的現實意義。”（錢鍾書語）
大體上說，《文心雕龍》的現代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為新文論建設樹立“經典範式”。海通以來，“西學東漸”。傳統的“詩文評”被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所替代，範疇、術語、命題以及表述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轉換。這種轉換更新了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催生了“文學理論”學科的獨立，具有正面意義；但伴隨而來的是“以西律中”的“強制闡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點被遮蔽，以至於某些研究者對中國文論產生了隔膜，一味地“競新逐奇”，自覺或不自覺地切割與中國傳統文論的聯繫。儘管通行的文學理論教材也吸納了“意境”等個別中國文論範疇，並引述“詩文評”的只言片語；其實不過是給西式文論做注腳，“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建設新文論，固然要“別求新聲於異邦”，望今以制奇；亦須“資於故實”，參古以定法。而《文心雕龍》為新文論建設樹立了“經典範式”。《文心雕龍》由“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和《序志》等四個部分組成。其中“文之樞紐”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這五篇可視為“文原論”；“論文敘筆”自《明詩》至《書記》，先“文”後“筆”，這二十篇可視為“文體論”（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體論”，下文詳談）；“剖情析采”從《神思》至《程器》，先“情”後“采”，這二十四篇可視為“文術論”。上述三個部分所包含的篇章是“其為文用”的四十九篇。《序志》主要說明寫作動因、理論框架、研究方法等問題，而貫穿全書的理論脈絡（內在理路）是“道→聖→文（經）→體→術”。這種“內義脈注”“首尾一體”的嚴謹與綿密彰顯了中國文論的系統性和自洽性，《文心雕龍》的示範意義由是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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