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給“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提供“學理支撐”。與理論研究一樣，“實際批評”也是“以西為師”。西方的各種批評主義、思潮湧入中國，令人目不暇接。平心而論，這些主義、思潮開闊了我們的批評視野，豐富了我們的批評理論寶庫；但也存在“以艱澀文飾淺陋”“以艱深包裝謬誤”的問題，不可不辨也。
須知批評者要有博觀、圓照的慧眼，切不可“西”向而望，不見“東”墻。中國有可供“實際批評”鑒用的本土批評理論資源：《毛詩序》《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戲為六絕句》《詩式》《六一詩話》《歲寒堂詩話》《滄浪詩話》《詞源》《姜齋詩話》《原詩》《論文偶記》《閑情偶寄·詞曲部》《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藝概》等，不勝枚舉。或許有人會懷疑本土的批評理論能否用於闡釋今天的作品，端看在“實際批評”中如何操作。以《文心雕龍》為例：黃維樑教授獨具只眼，借用《文心雕龍》“六觀”說等相關理論解析古今中外佳作，尤其是他評析余光中《聽聽那冷雨》、白先勇《骨灰》、莎士比亞《鑄情》（《羅密歐與朱麗葉》）、韓劇《大長今》，援古以證今，居中以釋外，為“實際批評”開拓了通衢，彰顯了《文心雕龍》令人擊節的闡釋力。這表明《文心雕龍》給今日的“實際批評”提供了“學理支撐”。遺憾的是，自覺運用《文心雕龍》理論於批評實踐中的學者還不多，真誠盼望愛“龍”、研“龍”之人能以黃維樑教授為榜樣，居今探古，活古化今，在“實際批評”中發出“鳳鳴龍吟”。
當然，如果從更廣闊的學術視野來看，中國的批評理論與西方的各種主義、思潮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既有差異，也有相同、相通之處。在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下，彼此可以兼容。
三、向“才童”“後生”傳授“作文金針”。錢鍾書在審讀H論文時指出：“另一弱點，則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詩人為時代之觸須（antenna）’（龐特語），故哲學思想往往先露頭角於文藝作品，形象思維導邏輯思維之先路。而僅知文藝承受哲學思想，推波助瀾。蓋文藝與哲學思想交煽互發，轉輾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點。”錢鍾書所說“僅知文藝承受哲學思想，推波助瀾”的“弱點”在《文心雕龍》研究中也是存在的。一些學者過多地關注儒、道、釋、玄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卻忽視《文心雕龍》產生的創作基礎，忘記劉勰的“為文之用心”，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文心雕龍》的根底。從《序志》篇可知，劉勰撰寫《文心雕龍》，除了追求“騰聲飛實”（立言不朽）外，主要是針砭“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綉鞶帨”的文壇時弊，不滿“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的“近代之論文者”。他試圖通過宗法經書來糾正訛濫的文風，並示“才童”以“雅制”，進而達成有益“後生之慮”的寫作目標。因此，“文心雕龍”四個字當解讀為“文章精義”或“要把文章寫得美”。弄清了劉勰的寫作意圖和目的，就會發現，《文心雕龍》的“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均以“寫好文章”為旨歸：“文之樞紐”論述文章寫作的根本——“道→聖→文（經）”，確立“倚雅頌，馭楚篇”的作文基本準則；“論文敘筆”不是通常的文體論，或文體史論，其結穴是“敷理以舉統”，即陳述各體寫作之理，確定各體寫作“大體”（“大要”“大略”），“論文敘筆”實際是“各體文章寫作指導”；“剖情析采”通論寫作之術，兼及時代、自然、作家才能、文章閱讀與賞評、文人品德等相關問題。劉勰兼綜儒、道、釋、玄等諸家，是以助談文之用，非為闡發各家義理。正如禪家所謂“以手指月，指並非月”也。或許有人質疑：“《文心雕龍》的駢文寫作理論能用來指導今天的白話文寫作嗎？”竊以為完全可以。理由是：儘管白話與駢文的語體不同，但古今作者所面臨的問題與困惑是相同和相近的，且“序志述時，其揆一也”。也正因為如此，《論說》的“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義貴圓通，辭忌枝碎”“論如析薪，貴能破理”等精論要語，是論文寫作之津梁；《章表》的“章以造闕，風矩應明”“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等行文法則，是公文寫作之大要；《神思》的“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博而能一”“杼軸獻功”等構思理論，是理鬱“才童”的饋貧之糧；《情采》的“文質附乎性情”“為情而造文”“文不滅質，博不滅心”“正彩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等立文原理，是辭溺“後生”的拯亂之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心雕龍》向古今“才童”“後生”傳授“作文金針”。
《文心雕龍》這部“藝苑之秘寶”，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雖然古今中外許多學者研究它，還不能說研究盡了。其精義妙理還有待深入挖掘，重新闡釋。正如劉勰所說：“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願這條“靈動多姿”的“文龍”化作藻耀高翔的“飛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