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琉球的命運並非就此終結；《沖繩札記》將讀者帶到了琉球命運的另一個關頭。隨著日本帝國崩潰的來臨，琉球命運出現轉機。1942年10月29 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表明琉球應該從日本剝離，數日後進一步表明，戰後中國將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的主權”。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的《開羅宣言》，以及其後美、英、蘇三國發表的《波茨坦宣言》，雖未明確提及琉球，但卻明確表明戰後日本主權被限制在本州等四島以及“吾等決定的諸小島”。不過，由於戰後東亞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除了194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張群發表要求返還琉球諸島的聲明外，中國基本上被排斥在涉及琉球主權與治權的安排之外。1949年解放戰爭結束後，分治的中國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1953年，當美國將琉球東北部的奄美大島的“施政權”返還給日本時，海峽另一側的政府以“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義發表了反對聲明，理由是琉球本來就是中國領土，美國無權將其中一部分的奄美大島轉讓給日本。
有趣的是，在當事者各自的打算中，琉球的主權問題一直被擱置了起來，琉球的命運似乎也脫離了日本。然而，1945年後的東亞並沒有實質性的力量阻止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而處置琉球。1952年美日簽署《舊金山和約》，最終在琉球群島確定了“以美國為施政者的聯合國信托統治”這一實際支配秩序。1972年，美國在獲得長期保留軍事基地的條件下，單方面將琉球的“施政權”返還給了日本。本來，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受托管地區的未來地位應選擇自治或獨立，或者根據二戰期間的一系列法律文書規定，由“吾等決定”相關事務；然而在冷戰下的強權政治當中，琉球的最終“主權”問題再也無人問津。在《沖繩札記》的文本中，大江以罕見的筆力與勇氣揭示了事關沖繩的這一根本性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大江提出的“日本屬於沖繩”的這個悖論性命題，昭示了戰後日本的真正權力中心的所在。事實上，就美國至今在沖繩保留的強大軍事基地而言，大江的這一個命題甚至可以進一步擴充而表述為：東亞屬於沖繩。換言之，大江的《沖繩札記》所激發的問題將在時間和空間上觸及近代以降整個東亞國際秩序的歷史與權力結構。今日東亞包括領土、領海紛爭在內的複雜的國際關係，在某個意義上都與“沖繩”這個權力中心有關。（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