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閱讀《沖繩札記》的方式與上述日本國內的讀法相互呼應、互為表里；這種閱讀方式可能體現在中國讀者身上。由於中國讀者對近年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歷史觀、美化軍國主義罪行的行徑早有所聞，與右翼勢力展開百折不撓的鬥爭的大江，自然會被視為日本“左翼”、“進步知識分子”的代表。因此，中國讀者可能將焦點轉向這位有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從作者對現實的介入角度閱讀他在文本中體現出的正義與勇氣。考慮到當下中國言論空間的性格，這種閱讀方式並非僅僅是設想。不過，就大江在《沖繩札記》中原本設定的問題而言，這種閱讀同樣可能導致原作的主題遭到置換：基於道德立場的閱讀可能會遮住讀者洞察政治生活的目光。
第三種閱讀《沖繩札記》的方法是作者本人在文本中為讀者提供的，因而可以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讀法。事實上，《沖繩札記》撰寫於1969－1970年，當時的大江從一個更廣闊的道德與政治角度思考了同時代的“沖繩問題”——所謂的“沖繩本土回歸”問題。這一點體現在作者在文本中提及的一個獨特角度——“日本屬於沖繩”。在這樣一個看似違背世人常識的表述中，大江將“沖繩問題”先後引入近代政治獨有的三個層面加以思考，那就是沖繩的主權、治權與人權問題。不同於專家、學者或政客的話語，大江以其卓越的筆觸為讀者描述了他所接觸、交往或熟悉的琉球人物，而正是在這種雖則淡淡的、然而卻令人感到些許壓抑的叙述中，這些問題的歷史與現實得到了文字上細致的還原。
上述問題當中，大江著墨甚濃的是沖繩人的人權問題：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它遭到了日本以及美國怎樣粗暴的踐踏。值得注意的是，大江並未將視角局限於人道主義的感傷，儘管這種感傷的情緒在作者無與倫比的筆觸下得到了令讀者心痛的表述；相反，作者冷靜地將視角再次投入了歷史，將琉球王國在近代東亞的主權與治權問題引入理性的思考當中。通過叙述琉球士人的反抗歷史與自我意識，大江試圖尋找解脫情感上的壓抑與痛苦的現實出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在對兩位琉球士人、亦即林世功（1841－1880）與謝花昇（1865－1908）的叙述中，或許找到了一絲慰藉。
大江筆下的這兩位琉球士人富有傳奇性的遭遇首先會撥動人們的心弦。面臨明治日本的第二次“琉球處分”，當時琉球的政治精英林世功因“宗社成墟”、“國王世子見執”，懷著“以死泣請天恩”的氣概，向宗主國中國（清朝）申訴，試圖謀求屬於琉球的正義。然而當得知中國未盡全責、救亡存國無望之時，他壯懷激烈，在北京揮劍自刎身亡。與在北京國子監接受過教育的林世功不同，另一位琉球士人謝花昇則在明治日本接受了農學的專業教育，以日治時代琉球的官員與實業家身份，將自己的抱負付諸政策實踐。在經歷了絕望的抵抗之後，謝花昇最終在日本的神戶車站、在周圍人冷漠的目光中萬念俱灰，選擇了自我毀滅：他突然發瘋致狂，理想與夢想就此黯然凋謝。在這兩位士人悲壯的人生叙述中，大江稱之為“處於特殊狀態的獨立國家琉球”被“納入日本”的契機得到了展示：兩人在異國他鄉的相似遭遇意味著琉球人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任何可能。事實上，在東亞册封體系崩潰後出現的弱肉強食的秩序中，弱小的琉球絕無半點維護自己主權的力量。意味深長的是，當年的宗主國對屬國未盡保護責任，竟也成了此後的帝國繼續“處分”琉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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