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經歷“宏大的論述”階段
更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觀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尤其是傳統上對中國不感興趣的主流社會科學界，也開始對中國顯示出無限的興趣。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在提高，他們需要了解中國，更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最大的實驗場所。現存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經驗之上的。或者說，社會科學是西方社會近（現）代化的產物。但是，和西方的轉型相比，中國當代轉型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來說，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擬的。中國的轉型為社會科學界創造了可觀的條件來進行知識創新。當然，中國的發展經驗，更可以檢驗所有現存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
不過，這些有利於的客觀條件並不意味著中國能夠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相反，中國面臨非常嚴峻的局勢。很多主觀層面的要素，嚴重地阻礙著中國朝建設知識體系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知識體系還沒有經歷過我稱之為“宏大的論述”階段。西方的知識體系自16世紀之後開始得到發展，在18、19世紀得到長足的進步，到20世紀初基本完成。這個知識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論述”基礎之上的，諸如馬克思、韋伯、迪爾凱姆、亞當斯密等等。這些“宏大的論述”者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今天，社會科學，尤其是美國，已經轉移到微觀研究。歐洲還繼續有“宏大的論述”的傳統，當代優秀的社會科學理論仍然出自歐洲社會科學家。但美國的研究主要轉向了微觀。微觀研究是美國人的優勢。不過，這裡我們要看到歐洲和美國的分工和合作。美國和歐洲同屬一個文化傳統。當代美國社會科學本來就是歐洲移民建立的，他們沒有任何困難，把歐洲的知識體系移到美國。如果用學術化一些的語言來說，歐洲人建立假設，美國人來檢驗。這種分工和合作，一直相當有效。
很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知識體系還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宏大的論述”階段，就直接進入了微觀研究階段。並且，中國似乎沒有主觀條件再去做這樣一個“宏大的論述”。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說早已經放棄了知識體系的論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過度美國化。現在的學者根本就沒有“宏大的論述”的意識；相反，他們不覺得這樣的論述有什麼價值。他們往往用美國化的思維來研究中國問題。實際上，這種應用性的研究並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論來評判（中國）“蘋果”。上面已經討論過，這種情況不會得到輕易的改觀，因為中國一切視西方美國為標準，並且把這些標準通過評審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這方面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很難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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