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那些遠遷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這面名叫喬家溝的山坡上。解放前的何家莊、解放後的下寺公社都已經不見了，“沿江村”成了他們新家園的名字。
何肇勝的孩子們並不理解為什麼一定要回到這裡。他們對“故鄉”幾乎全無概念，只知道“在荊門吃大餅，回來只能吃紅薯幹”。山坡上的田地種不了麥子，只能種玉米、花生，還有大片大片的紅薯。每年收成後曬出的1000多斤紅薯幹，就是這一家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口糧。
如今，回憶起那幾年，何肇勝發現自己幾乎每頓飯都在吃紅薯：蒸紅薯、烤紅薯、紅薯湯，偶爾有些白面，也要把紅薯粉摻進去，做成灰撲撲的紅薯饅頭。
“吃傷了，現在一看紅薯就想吐！”他說。
可面對孩子們的抱怨，他總會耐心的告訴他們，這裡是“何家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而且，紅薯有什麼不好？”何肇勝提高了嗓門，“南瓜、紅薯、龍須草，這是我們淅川的三大寶呢！”
日子就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慢慢過著。一開始，何肇勝在山上摘野果、抓蝎子蜈蚣，送到城裡賣了，凑出孩子們的學費錢。慢慢的，他又把目光放到丹江水庫，在水裡支了一張小小的網，辦起了水產養殖。
這片影響他整個人生的水庫總算給他帶來了些好處。到了上世紀80年代，何家添置了捕魚船，加上養雞、養豬，生活不那麼拮據了。1990年，何肇勝花了1萬多元，把家裡的草棚子重蓋成了一排七間的紅磚房，因為“蓋了房子，才有人來給兒子說親事”。
3個兒子、3個姑娘先後結了婚。何肇勝的父母、妻子相繼去世，他和兒子、兒媳住在同一個院子裡，做點農活，帶帶孫子。生活平靜流淌，如同家門口平靜的丹江水面。
國家需要你搬，你小利益能不服從大利益
然而何肇勝始終清楚，自己的生活並不會這樣一直平靜下去。當時的水庫只有蓄洪發電的功能，要想實現南水北調，水庫的大壩還要繼續加高，水位也還要繼續提升。過去的十幾年，村裡關於水庫移民的傳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1993年，何肇勝看著一群陌生人在水庫邊調查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可能又要搬家了。果然，過了幾年，正式的消息下來，第三次搬遷的目的地，是河南省北部新鄉地區的輝縣市。何肇勝回憶，自己聽到消息的時候神色平靜，仿佛只是聽到了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
“我對搬遷可沒什麼顧慮。”他說，“你舍不得可不行，就是金坑銀坑，國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從大利益？”
這一回，搬遷不再像前兩次那樣“突然襲擊”了。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幾年，因為擔心補償政策無法執行，何肇勝沒再翻修房屋，也沒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著得過且過。
他已經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庫上漲的水位一樣明顯：他耳朵背了，講話要大聲喊才能聽清；氣管炎好像越來越嚴重，沒說幾句話就會抖心抖肺地咳嗽起來。前幾年，他又在屋後的山坡上不小心摔斷了腿，平常總時不時“鑽心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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