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送小張，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氣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好！小張醉眼迷離，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窑對不對？——”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著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麼呢？
六十年代和“文革”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連人之作為人，甚至作為動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慮。它把人的一切活動都和世界觀相聯繫，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體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入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這裡，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誕和殘酷的人生悲劇。
我們部隊歷史上有過戰功。有個連隊，在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中阻擊打得漂亮，當年有過光榮稱號。這個連的一班自然是英雄連隊的英雄班。班長姓任，是個機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幹。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於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於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閑了逗笑，連裡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後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面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著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兇焰萬丈，連裡哪敢保護他，匯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組織部門的同志認為，既然有這樣反動下流的思想，肯定還有其他言行，動員任班長徹底交代，徹底清理。無奈這小任只是說話隨便，實在沒有其他流氓行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長終於交代他去年在軍訓期間曾經有過手淫。幾次檢查批評，終於結案。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在組織部門填寫任班長的檔案時，無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長記錄在案的錯誤，除了侮辱中央首長外，還有另外一條：1971年某月，不顧緊張的軍事訓練，在小山子窪地草叢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任班長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種無邊的憤怒和悲涼湧上心頭。那是什麼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我們的單位，實在是法力無邊，它全知全能到了無以複加無微不至的地步。它連這種青春期的生理現象也要管，它連這種純粹的個人私密空間都要照亮，讓每一個人的私處都無情地暴露在陽光下。有學者統計，“文革”中間，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國初期還低了六個百分點。這一極端個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會規範打擊的對象。
任班長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著去做他的農民。改革開放以後，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宣布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復，無工資可補發，有什麼“反”可平。
自從1949年以後，我們就和各種各樣的性研究、性宣傳隔絕了，“文革”以後，那更是進入了性忌諱、性壓抑、性禁錮的時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蟬，閉口不談。面對性問題和性實踐，我們只有革命與下流的兩極結論，我們只有聖旨和流氓兩類人。這樣，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變態取向的行為就遭了殃．比如窺陰癬，比如露陰癬，比如戀物癖，那時一言以蔽之：統統是耍流氓。但說到底，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於生理疾息。
我們的幹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台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鑽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裡，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奶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莊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種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於，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於是照例批評檢查。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够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這檢查難道還不够觸及靈魂？但檢查歸檢查，過後照犯不誤。他說：“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士例行測量體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裡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事後，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楊科長這是怎麼了？連部隊首長也在嘆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夥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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