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現出來的蠻氣、霸氣和獸性，人們——特別是飽受欺淩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善良老百姓——當然不會輕易地對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從”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紳士道還是武士道，是利劍還是菊花，人們都應該保持警惕。正因為如此，當先父從報紙上讀到著名政論家歐文.拉鐵摩爾論戰後日本問題的文章時，便立即剪下寄往國內，並在日記中概述了原文的觀點：
警告美國：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幾年在工業上經濟上又可東山再起，操縱或獨霸遠東，而使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工業幼稚的國家沒有興起和競爭的可能。他（拉鐵摩爾——筆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裝窮裝苦，實際他們並不匱乏，否則何以國民營養得那樣壯健，體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鮮一般人民好得多呢？這點與我最近一周的所見所感完全一樣。他說，以日本工業技術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夠獲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複燃，而且可以獨霸遠東，使中國處於極不利地位。他說，對付日本不能純以美國的立場或眼光去看，而應該為遠東經濟落後的國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張盟軍應禁止工業原料輸日，同時應鼓勵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戶漸能成為自耕農），使日本農業生產增加，自給自足。這是一針見血之論，深獲我心。我們應該大聲疾呼，使盟國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謬之千里，又鑄成一個歷史上的重大錯誤。
（1946年3月29日 星期五）
時逾半個世紀，今人是否能夠對於日本當時奉行的“裝窮裝苦”策略和盟國（主要是美國）的對日方針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呢？是否會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儘管今天的情況與拉鐵摩爾先生的推斷並不絕對相同。
麥帥（麥克阿瑟——筆者注）統治日本是功是罪，對我有利有害，我現在還不能解答。……提到我國政府和人民對日本那種不記舊仇的寬大態度，麥帥備加贊許。他說：“中國是一個哲學的民族，它最理智。他們知道無論如何終久是要和日本相處的。”誠然，站在麥帥的立場，中國的寬大態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寬大之外，我們應該警惕！……我最關切的是他統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損於我祖國的利益或妨礙我祖國的發展——這個問題今天一起盤旋著在我腦筋裡。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為什麼麥帥總部還天天替日人叫糧食恐慌，為他們無微不至地打算，這樣的戰敗國也可算是“天之驕子”式的戰敗國了。比起我們多劫多難的戰勝國，我們真不能不自嘆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實際上，先父研習國際公法多年，對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中的奧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則”的作用與分量。中國前途未蔔，蘇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戰略決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至於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民族情感，則自然地被擱置下來了。作為“五強”之一，作為與東南亞各國很不一樣的文明古國，不但其日後的發展不能受到關照，而且連它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做出的慘痛犧牲和決定性貢獻都面臨著被遺忘的危險。這不能不說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
實用主義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後果當然不可能是單方面的。君不見，養虎貽患的事情在國際間屢有發生。當反蘇反共成為美國政府的頭等目標，當初的敵手日本於是乎一變而成為寵物，哪管它日後會不會向自己說“不”。既然美帝國主義被當作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那麼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們的同盟軍。我們曾沒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譴責美帝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滔天罪惡，曾義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議美帝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侵略行徑，卻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後果。而那個長袖善舞的戰敗島國，恰恰就是在東西方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巧妙地周旋著，實現了令其他國家瞠目結舌甚至備感失落的迅速恢復和騰飛。
餘確已覺察，鑒於過去二年來世界情勢之急劇變化，東京之審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義，但餘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歷史上之意義，餘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聞報》載梅汝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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