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戰後日本政府“北方領土”外交的推進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國力大衰，急盼日本的經濟援助，同時在其推行的“重返歐洲”的西向戰略屢屢受挫之後，俄羅斯開始重視東方外交，逐漸調整對日關係，積極主動謀求改善日俄關係。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感到有機可乘，再次將北方四島的移交問題提上兩國關係的議事日程。
（一）積極推動葉利欽總統訪日，共同發表《東京宣言》。葉利欽自從執掌蘇聯實權以後，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就日本關心的北方領土問題進行表態，稱俄方願意“根據國際法的平等、正義、和平原則加以解決”，力圖採取靈活態度謀求日俄接近。日本對俄羅斯的動向做出積極回應，認為“以日本比較滿意的方式謀求北方領土問題解決的時機已經到來。”1991年俄羅斯獨立以後，日本政府隨即積極推動葉利欽總統訪日，意圖通過開展首腦外交加快解決日俄領土之爭。在日方的一再推動下，1993年10月葉利欽對日本進行了正式的訪問。訪問期間雙方共同發表了《東京宣言》和《經濟宣言》，其中東京宣言的核心就是北方領土問題。《宣言》稱：“兩國首腦一致認為必須克服兩國關係中存在的困難遺產，並就齒舞、色丹、國後、澤捉島的歸屬問題進行認真的談判。”通過推動最高層的日俄首腦外交，日本方面收獲了領土外交上的兩點進步成果：其一、《東京宣言》提出了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的新的指導原則，即“立足於歷史和法律事實，以兩國間制定的各種文件及法律和正義為基礎加以解決”；其二、《東京宣言》通過確認“日蘇間的所有條約於其他國際承諾在日俄間繼續適用”，從而間接的確認了1956年《日蘇聯合宣言》中蘇聯所作的交還北方兩島的承諾繼續有效。鑒於《宣言》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取得的的上述進展，時任日本首相的細川護熙對此評價甚高，認為《宣言》為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尋找到了新的基點。
（二）、實行“多層次接觸”，加強日俄政治對話。葉利欽總統訪日後，日俄雙方在北方領土問題和經濟合作問題上仍堅持各自原有的立場，相互關係並未取得新的進展。從1996年起，橋本內閣開始主動推動日俄關係的發展，放棄了執行多年的“政經不可分”和“擴大均衡”的原則，制定了“多層次接觸”方針，並呼籲日俄雙方加強政治對話，進一步發展日俄關係。所謂“多層次接觸”方針，內容包括：（1）進行以北方領土為中心的和平談判；（2）開展首腦間與閣僚級政治對話；（3）對俄經濟改革予以合作；（4）與俄遠東地區進行地區間交流；（5）開展安全對話；（6）在聯合國等國際問題上進行合作；（7）就東北亞地區穩定問題進行磋商。新方針雖然仍把解決領土問題放在對俄政策首位，但卻不把它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而是在謀求上述各領域平行取得進展的過程中，力求該問題的解決。同“政經不可分”和“擴大均衡”原則相比，新方針在處理對俄關係方面顯示了較大的靈活性，一提出便深受俄羅斯歡迎並得到俄方積極響應。1997年日俄雙方就在兩國間建立電話熱線和日俄首腦每年定期會晤制度達成協議。同年7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發表對俄政策演講，提出新的對俄外交三原則：“互信、互利和長遠的觀點”，並強調“在解決領土問題上不應區分勝利者和失敗者”。葉利欽總統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三項原則將從根本上將為日俄關係開創新篇章，並帶來更大的活力，使之更加充實。”日俄關係的接近推動了領土談判，當年11月橋本和葉利欽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舉行非正式首腦會晤，俄表示同意在2000年前解決領土問題並締結和平條約，這是自1956年《日蘇聯合宣言》發表以來雙方在領土談判中取得的最大進展。
（三）擴大對俄經濟合作，誘俄做出領土讓步。90年代後半期，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俄羅斯的經濟狀況猶如雪後加霜，每況愈下。針對俄羅斯急切想取得日本的經濟援助這一強烈願望，日本頻頻揮動“經濟合作”牌，企圖在經濟上給俄一點甜頭，誘俄在領土問題上做出新的讓步。1997年11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同葉利欽簽訂了一份名為《橋本——葉利欽計劃》的一攬子援助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在2000年前日本重點在高技術領域、整頓俄國內投資環境、培養企業人才和開發俄遠東西伯利亞能源方面提供援助和合作。此外，橋本還許諾向俄提供15億美元的輸出入銀行貸款。1998年11月小淵惠三首相訪俄，主動表示日方願意繼續履行《橋本——葉利欽計劃》，並願意在原先許諾的15億美元的基礎上在對俄追加1億美元的援助，同時雙方簽署了《日俄投資保護協定》，決定成立“共同經濟委員會”，進一步加強經濟合作。在日本“金元外交”的攻勢下，1998年，俄方再次做出讓步，同日本交換了解決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初步方案。日本的方案是，在日俄和平條約中明文規定在擇捉島、烏魯普島之間最終劃定兩國邊界線，在商定的歸還日期以前，日本承認俄擁有施政權，繼續維持四島現狀。俄羅斯方案是，在2000年前制定並簽署日俄和平條約，在條約中載明繼續探討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同時繼續就締結在上述島嶼之間劃定邊界的條約進行談判。這兩個方案雖然在內容上相去甚遠，雙方均表示難以接受對方的提議，但這一進展卻表明雙方關於領土問題的談判已越過要不要歸還四島的爭論階段，而進入如何歸還四島的“短兵相接”階段。
此後，日本政府乘勝追擊又陸續提出過新的領土解決方案。2001年3月，日本首相森喜郎曾向俄總統普京提議，解決北方四島可以分兩步走，先交還齒舞、色丹兩島。據說這種方案曾得到過普京的認可。但森喜郎的建議一經宣布，立即招來日本國內的批評和質疑，他們擔心兩步走的方針，可能最終只得到這兩個面積最小的島，而另外兩島的主權歸屬則難以確定。
與冷戰時期日蘇之間的僵持關係相比，冷戰後日俄關係的發展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對抗和東西方衝突的羈絆，雙方互有需求、不斷接近，這為“北方領土”問題的解決創造了較為有利國際政治環境。日本政府巧妙的利用經濟手腕不失時機的推進了“北方領土”外交，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融合進了新的戰略考慮：第一、通過收複“北方領土”以壯國威，加快邁向“政治大國”的戰略步伐；第二、在冷戰後的大國關係的調整中構築有利於己的多邊外交環境，借機提高國際地位、增加外交回旋餘地；第三、在強化日美同盟體制的同時，通過加強對俄政治、安全對話，改善日俄關係，借以牽制中國的崛起，平衡亞太力量對比；第四、覬覦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希望能在俄西伯利亞和遠東的資源開發中占得先機，以保障本國的能源供應安全。正式出上述戰略謀劃，冷戰以後日本靈活的調整對俄政策，在各個領域全面發展對俄關係，與俄談判的手段也日顯多樣性、隱蔽性，這表明日本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已開始從長計議，企圖以退為進，曲線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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