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北方領土”外交出爾反爾 最終惹惱俄羅斯
2004年9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乘坐海上保安廳的巡視船，從北海道根室市出發，海上視察了被俄羅斯控制的“北方領土”。雖然由於天氣原因雖未能窺清島上景物，但小泉此行已在俄羅斯朝引起強烈反響。俄民眾普遍認為，“日本首相近距離視察南千島群島（即北方四島），是對俄羅斯主權的公然蔑視和挑釁。”當日，俄外交部亦批評說，“這有可能使日俄兩國和平條約的談判複雜化。”通過外交途徑收複“北方領土”，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對俄政策的首要課題。在日本的歷任首相中，前首相鈴木善幸和森喜郎曾分別於1981年和2001年乘飛機從空中視察過北方四島。此次，小泉選擇在當前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重提“北方領土”問題，既有對以往外交政策的繼承，又凸顯了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含義，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冷戰結構下的北方領土之爭
所謂北方領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結構的產物。北方領土是指位於千島群島南端、靠近北海道根室市的齒舞、色丹、國後、澤捉四島，面積共5036平方公里。傳統上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二戰前四島已有日本居民約2萬人。1945年9月3日，北方四島作為整個千島群島的一部分被蘇聯占領。1947年1月，上述四島又被正式並入蘇聯版圖。
從戰後直到50年代初期，日蘇之間並不存在領土問題。1954年，鳩山一郎取代吉田茂上台組閣，新內閣積極謀求改善日蘇關係、恢復日蘇邦交正常化。在此形勢下，出於冷戰對抗和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美國及日本國內的親美派竭力阻撓日蘇關係的改善，拋出了所謂的日蘇領土問題，大作領土文章，試圖製造日蘇緊張氣氛，北方領土問題由此而生。
（一）提出領土要求。1955年日本在日蘇複交談判中首次提出領土問題，要求蘇聯歸還齒舞、色丹兩島。1956年10月日本首相鳩山一郎訪蘇，蘇聯為求離間日美關係主動對日讓步，在《日蘇聯合宣言》中表示：“蘇聯應日本的要求，並考慮到日本的利益，同意將齒舞群島及色丹島一並交於日本。”但同時又表示，“這些島嶼將在日本和蘇聯締結和約以後現實的進行移交。”這一《宣言》雖未能使日本事實上收回上述兩島，但卻大大激發了日本國民的“北方領土”訴求。1957年5月23日，新上台的岸介信內閣同美國聯合致函蘇聯，稱：《雅爾塔協定》和《舊金山和約》中所說的“千島群島”，不僅不包括齒舞、色丹，而且也不包括國後、澤捉，從而把北方四島從《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的“千島群島”中分離出來，日蘇之間的領土糾葛也從此由兩島問題演變成四島問題。
（二）陷入談判僵局。50年代後期，日本岸介信政府將外交重點重新轉向美國。1960年1月19日，日美在華盛頓簽署了新的《日美安全條約》。蘇聯對這一針對它的軍事同盟的強化極為不滿，作為對抗措施之一，蘇聯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對日採取強硬立場。1960年1月27日蘇聯發表對日關係備忘錄，聲稱： “只有從日本撤走全部外國軍隊及簽署蘇日和平條約之後，才能將齒舞、色丹交於日本。”也就是說，蘇聯歸還兩島必須首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締結蘇日和平條約及美國從日本撤軍。不僅如此，1961年赫魯曉夫在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複函中進而撤銷了關於歸還齒舞、色丹兩島的承諾，並稱“領土問題已經解決”，“日蘇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隨著冷戰對抗的加劇，日本被美國當作防禦蘇聯的前沿陣地。在這種形勢下，讓蘇聯交還北方四島地希望逐漸破滅，日蘇在北方領土問題上的立場又回到了原先的起點。
（三）重燃收複領土希望。20世紀80年代以後，蘇聯逐漸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對外推行“新思維外交”，積極謀求改善日蘇關係，試圖爭取日本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以推進國內的經濟改革進程。日本敏感的抓住了這次蘇聯在經濟上有求於日本的歷史時機，遂提出了“政經不可分”的對蘇交往原則，表示解決領土問題和對蘇進行經濟合作不可分割，在領土解決之前不同蘇聯進行經濟合作。日本的用意顯然是企圖以經濟合作為誘餌迫使蘇聯在領土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此推動北方領土談判。為了激起蘇聯對領土談判的積極回應，日本很快將對蘇政策又進行了靈活調整，1989年5月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又提出了 “擴大均衡原則”，表示經濟合作與領土談判可同步進行。1991年4月戈爾巴喬夫訪日，鑒於當時急於得到日本的援助，蘇聯不得不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對日作出一定的讓步。雙方首腦經過會談發表了《日蘇聯合聲明》：蘇聯承認日蘇之間存在著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並同意通過談判解決北方四島的爭議。這對日本來說是一次外交上的不小進步，它首要的意義在於：蘇聯終於在北方領土問題上鬆動了原有的立場並願意進行談判，這為以後日本繼續推進“北方領土”外交奠定了基礎。
冷戰時期，日本政府對蘇提出領土訴求並開展“北方領土”外交，主要是受到冷戰政治結構和美國因素的影響。鑒於蘇聯在當時的國力和影響，日本在領土方面可打的牌很少，缺乏制約蘇聯的手段，因而在對蘇談判中只能處於下風，仰蘇鼻息，看蘇聯臉色行事。在美蘇冷戰和日美同盟關係的制約下，北方領土問題根本無法得到妥善解決，這一問題注定要留待新的政治環境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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