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上街遊行送花圈，群眾很有意見，六兄急去國務院代民請命。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同志均在，說是中央已做決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衛人員淨街。他說：“不讓上街恐怕不行。”華國鋒說：“你們把大門關上，在院裡怎麼鬧都可以，就是別上街！”
當日人們自動集結，沿街哭送總理靈車，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墳，才漸漸少起來。
1976年秋天，他又遇見了另一件事端：外貿部和東南亞某國進行一項貿易談判，對方官員要受賄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許行賄。
“賄賂的事是不好公開講的”，他說，“在國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給外商賄賂，貿易便談不成。對世界各國的貿易中都存在有一個‘行賄’的問題。我們自己人不許受賄，絕對不許受賄；對外貿易卻是‘行賄’不可避免，和一些國家的貿易因不許‘行賄’而告吹。”
據說有一項向某國外商的投標，我方不動聲色地在倫敦為外商存上了一筆美金，這已超過了1％到2％的傭金。向外商示意後，外商於是把投標給了中國。
“送禮還要講一點‘投其所好’。”六兄笑著說：“比如送國王禮物，先要了解他喜歡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麼，要多少克拉的寶石，是發紅光、還是發藍光的……這樣辦，買賣就做成了，不給賄賂，不送禮，送禮不周，買賣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張我們的人不可受賄，對外貿易‘行賄’不可避免……”
據此種種情由，上海來了好幾批人，把大字報貼到了外貿部院子裡，批判姚依林，企圖把他打倒。
他的心臟病適時發作，便借機找李強、柴樹藩同志商議：“我幹脆去住醫院，住它幾個月！”
4月5日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住在友誼醫院。那時北京醫院有兩派打架，友誼醫院無兩派打架，外貿部的醫療單位是北京醫院，他未轉去，一直在友誼醫院，由內科查醫生治療。他檢查出來有糖尿病、心臟病。當時“四人幫”挑選了一批《人民日報》記者到外採訪，通知他去看清華大學中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去看原為北京飯店畫的、現在北京飯店裡展覽的所謂“黑畫”。記者又擬去外貿部採訪他，詢問對打倒鄧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醫院裡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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