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葬禮外交”的延伸
年過68歲的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腎功能已接近於嚴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這頂“沉重的帽子”（沙皇鮑里斯戈都諾夫語），是出於無奈，並非“領袖欲”使然。在老一點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中，帥才稀缺，即使有個把，也無意挑起“黨魁”這副重擔。而“克裡姆林宮新星”戈巴契夫此時才51歲，尚顯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經幾年了，一直主管農業，未見有大的建樹，一下子還難以壓得住一個大黨、大國的陣腳。
在蘇聯廣大老百姓當中，大多數人對安德羅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別是盼望這位長期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的新領導人，能用“鐵腕”來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現的種種弊端。安德羅波夫上任後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拔高性提法，把蘇聯的發展階段只定位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這位新任總書記也許預感到來日已不多，便大刀闊斧地對內、對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羅波夫“出師未捷身先死”，於1984年2月9日病逝於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接任的契爾年科一年後也疾終於“位”上。中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領導人參加二人的葬禮。對此，有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對蘇“葬禮外交”。
萬里副總理參加了安德羅波夫的葬禮，蘇方給他以高規格的接待。蘇共新任總書記契爾年科在集體會見外國領導人時，與萬裡副總理進行了友好交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與他舉行了會談。
李鵬副總理參加了契爾年科的葬禮。接任總書記一職的戈巴契夫與他舉行了正式會見。這是中國領導人事隔20年後首次與蘇聯最高領導人進行會談。當年底，戈巴契夫又主動會見了出訪歸國途中路過莫斯科的李鵬副總理。在兩次會見中，雙方在坦率、求實的氣氛中，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交談，增進了相互了解，推動了兩國關係的改善。
第一次對蘇“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而後面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準不斷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蘇兩國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了20多年的互訪。
說到對蘇聯的“葬禮外交”，我還想起一件讓我思想開竅的往事。從1982年10月起，我們談判班子的幾個人，跟隨錢其琛副外長在北京、莫斯科兩地穿梭，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與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進行政治磋商。雙方的觀點針尖對麥芒，“聾子對話”了整整三年時間。對這種徒勞無功的“馬拉鬆式”談判，我們常常流露出不耐煩情緒。錢副外長得知後總是想方設法開導我們。其中有一條理由，我覺得講得特別實在。他說：“磋商開始以來，蘇聯國運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治國，在不到兩年半時間內，克裡姆林宮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我國三次派領導人到莫斯科參加葬禮。試想，在這種‘史無前例’的獨特情況下，怎麼能指望人家同我們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的重大問題？”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曾有過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轉動了大球”（周總理語）。正是它撬開了中美關係的“緊閉之門”。小平同志1982年11月發動的對蘇“葬禮外交”，標誌著中蘇關係從對立、對抗到對話、合作的轉折，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整個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此後，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動下，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三年半之後，終於下決心解決“三大障礙”問題。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鄧小平—戈巴契夫會見，宣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從此，這一轉折成為勢不可當的“浩浩大潮”。蘇聯解體以後，在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確定的兩國關係新準則，順利地被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繼承了下來，並且加以發揚光大，造福於兩國人民。（摘自：《百年潮》 作者：李景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