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蘇共的反華言論和行動，中共進行了反擊。1964年2月18日下午，楊尚昆約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質問蘇共為什麼背著中共散發反華的文件，進行分裂、派別活動。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指出蘇共領導一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論戰，一面又背著中共向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出反對中共的信件，策動新的反對中共的運動。覆信在批駁蘇共領導的兩面派手法後，提出：“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各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交給我們。我們將在研究你們這封信之後，作出我們的答覆。”這封覆信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的，並經他閱批後發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見了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口頭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見。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在中蘇兩黨往來信函中，中共中央發給蘇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還都附有俄文譯本。而由蘇共中央發來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時，無論是把中文正本翻譯成俄文，還是把蘇共的俄文正本翻譯成中文，都由我們中辦翻譯組承擔。隨著雙方論戰日趨激烈，我們在翻譯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準確無誤，避免翻譯中的用詞不當造成“節外生枝”。在翻譯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信時，我們翻譯組的幾個同事在譯“要求”一詞時，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覆推敲，頗費了一番腦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後者語氣謙和，大家對使用前者還是使用後者意見不一致。最後還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這個語氣強硬的詞。
2月22日，蘇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後，迅速給予了答覆。顯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內容和措詞使蘇共領導勃然大怒。他們在覆函中語氣尖刻，並特別指出我們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請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們！甚至說“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任何要求嗎”？
對於蘇共來信的責難，中共中央於2月27日給予了答覆。信中除了繼續駁斥蘇共領導外，還專門寫道，你們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是我們要求你們，而不是請求你們把2月12日的信送給我們。在中國文字裡，這兩個詞的習慣用法並沒有像你們所說的有那麼大的區別；但是，既然你們把這件事看得這樣嚴重，並且成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給我們的一個理由，那麼好吧，現在遵從你們的意思，請求你們把這封信件發給我們。
1964年2月29日，時隔三個月後，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覆蘇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來信。覆信中涉及“停止公開論戰”、“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蘇兩黨會談”以及“中蘇兩國關係中的具體問題（如邊界、援助、蘇聯專家、貿易問題）”。中共中共在覆信中建議中蘇兩黨會談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舉行；中蘇會談後舉行籌備會議，該會議由17國黨的代表（13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印尼、日、意、法）組成。
3月8日，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求見楊尚昆，轉交了3月7日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蘇共中央複函認為，中共中央來信的中心點實際上是加強公開論戰，反對蘇共、反對整個國際共運；拒絕改善蘇中關係的建議，對蘇共和蘇聯臆造種種指責和誹謗性攻擊。覆函主張1964年5月在北京繼續舉行蘇中兩黨代表的會談；籌備委員會仍由1960年莫斯科會議參加起草委員會的26國黨代表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開；國際會議在1964年秋舉行。蘇共中央這封信對“要求（Требовать）”一詞仍耿耿於懷，寫道：中共中央喪失了現實感，試圖向我們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把蘇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給它。……竟然模糊這件事情的意義，聲稱在中文裡“請求”和“要求”兩者之間似乎沒有差別。我們對於中文有高得多的評價。中國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偉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請求”和“要求”之間的細微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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