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北京的國際背景
定都北平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方面考慮的。
1949年年初，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日，就與夫人朱仲麗一起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問他：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歷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最為合適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後回答說：“能否定在北平？”毛澤東要他談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說：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為，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完全相同。這種見解上的一致，正是建立在對當時國際政治格局和國家安全戰略認識上的。
在當時，按照薄一波的說法就是，“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前後的一個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直接影響到了中共對定都的選擇，而且在定都上，中共與蘇共領導人也交換過意見。
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會後，9月28日，毛澤東關於九月會議向斯大林的通報中提到，有許多問題要向斯大林和聯共中央通報，準備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召開政協，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澤東又電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薄一波、陳毅、羅榮桓、林伯渠等人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問題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開完即去莫斯科，然後回來召開二中全會。後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揮淮海、平津戰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於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就戰略方針、軍事部署、和平談判及其發展前途、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及其綱領、建都問題、經濟政策及建設計劃、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蘇關係、兩黨關係等問題，同米高揚交換了意見。
顯然，在建都北平問題上，蘇聯是同意中共意見的。因而，在隨後不久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正式決定定都北平。並在會議召開後不久，中共中央便從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經保定、涿州於1949年3月23日遷往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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