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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的紅衛兵把自己學校的牌坊“清華園”砸掉。 |
1968年5月，在江青的“文攻武衛”口號煽動下，學校裡武鬥升級了。“井岡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別占據了教學區各高層建築，用大刀長矛和自制武器相互厮殺。兩派的廣播台相互對罵，晝夜不停，特別是到了午夜，競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確、最忠於毛主席。當然，孰是孰非，群衆自有公斷，但國無法治，校無寧日，公斷又有何用？！
5月30日凌晨，“井岡山”派“革戰團”的一群人，押著我離開甲所，翻過第一教室樓後面的土山，繞過樓前的馬路，轉移到了舊水利館樓上。從這天凌晨開始，兩派整整打了兩天。我透過窗子，看到對面建築館房頂上，遠處大禮堂圓形屋頂上，都有頭戴鋼盔手持鋼槍的人在匍匐、走動。白天，在我能看到的建築館和舊水利館之間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偶爾有手持長矛的人從東面機械廠的平房處朝建築館跑去。夜晚，建築館、舊水利館燈光昏暗，從禮堂的圓頂到清華園西北部，我能看到的遠處一片漆黑，午夜劃破長空的槍聲和兩派廣播台的對罵聲交織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蕩。我躺在樓板上體味著這陰森森的武鬥夜景，好像在做著一場噩夢。
此刻，在教學大樓，在科研中心，在工廠車間，在東西兩大操場，在教工住宅，在學生宿舍，人們或在憤怒，或在哭泣，或在議論，或在沉默，偌大的清華園沒有一個平靜的角落。在舊水利館樓上待了三天，吃飯喝水都是我多次催要才給一點。那些“英勇的武鬥戰士”都在忙著打仗，對我的看管，自然就放鬆了。我在房間裡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時刻擔心著學校的建築物、教學儀器、科研設備處在被毀壞的危險之中。三天過後，“革戰團”的一夥人押著我轉移到了生物館，關在二樓北邊的一個房間裡，給我布置任務學習“毛選”，寫檢查。
空氣平靜了幾天，但從廣播中聽到，兩派仍然在武裝割據，構築工事，戰雲密布。也許是他們太忙了，對我每天除送三次飯外，沒人過問。從5月30日以來，已十多天與家人失去聯繫。為了免去家裡對我的擔心，我考慮盡快與家裡取得聯繫，並盡可能讓家裡人知道，我被關在生物館樓上。在我被關進甲所之前，我的家已經被迫從九公寓搬到學校最北邊與清華附中隔壁的二宿舍，距離生物館很近。現在我每天從生物館二樓透過窗子眺望二宿舍上空，多麼盼望能見到親人啊！一天早上7點半，我從窗戶朝下看，突然發現我的小兒子夏陽騎自行車通過河渠上的小橋朝南駛來。孩子背著沉重的書包，幼稚的臉頰上蒙著愁雲，兩只眼睛四下張望著，似乎怕什麼似的，慢慢行駛。我真想叫一聲:“夏陽！爸爸在這裡呀！”但我不能叫。我意識到孩子是到一零一中上學去。中午12 點、下午1點半和5點這三個時間我繼續觀察，發現12點20分，孩子經這裡回家，1點半經這裡上學，5點半經這裡又回家。這樣我每天幾次可以看到他，精神上得到無法言表的安慰。
後來我又看到了我的另外兩個兒子春陽和紅陽路經生物館後門前面的小橋，春陽穿了一雙懶漢鞋，這啓示了我，於是我寫了一張紙條:“我需要洗換的內衣，鞋子也破了，給我買一雙像春陽穿的懶漢鞋送來。”我的意思是讓家裡人知道武鬥中我還平安，並說明我看到了兒子腳上穿的鞋子，這樣家裡人也許會從兒子走過的地方猜想到我被關在什麼地方。我向“革戰團”一位負責人說明我需要生活用品，把紙條交給了他，他答應把紙條送到我家裡，等準備好了再給取來。紙條家裡收到了，東西也送來了，但家裡人始終沒有猜到我被關在什麼地方，因為兒子穿著那雙懶漢鞋走過二宿舍周圍遠近許多地方，好幾處建築物都是“井岡山”派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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