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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仲泉認為，“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時限劃分，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資料圖 |
十七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後，也引出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回答。比如，對這個理論體系的界定為什麼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對過去講的“始於毛，成于鄧”怎麼解釋？等等。這裡談談個人的看法。在我看來，需要厘清三個問題：
一是關於近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時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是個理論概念，也是個歷史概念，即有一個界定當代中國歷史時限問題。對近代中國、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三段歷史如何斷代劃分，見仁見智。因為對它的認識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比如對“近代中國”，其上限起自1840年“鴉片戰爭”，已成定論。它的下限劃在何時？過去將其定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近些年來，史學界認為應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那麼對“現代中國”如何定時？如果“近代中國”的下限定在建國之前，那麼其上限無疑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這裡首先有個是否劃分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當代中國”是目前使用率比較高的概念，十七大報告也多處使用這個概念。我是贊成區分兩者的。
我以為，“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時限劃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重要文獻，都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建國後歷史的一個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這是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開端。十七大報告也指出：1978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因此，對這個斷代的時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認這樣斷代，那麼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現代中國”的下限，也是“當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有特定內涵的歷史概念。十三大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既然是“開始”、“開闢”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起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新時期。這即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胡錦濤同志的報告也是這樣認定它的時態的。報告開宗明義講“旗幟”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9年曆史成就時，也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講的。報告還指出：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說明十七大對“當代中國”的時限已有認定。既然有這樣的明確區分，講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就只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二是關於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與創新理論的內涵。馬克思主義是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就理論傳脈言，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並且構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脈。86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幾大理論成果，可按照實現的兩次歷史性飛躍而區分為基礎理論與創新理論。作為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作為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理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