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提的還有一位聞名世界的法蘭克福商人———奧斯卡•辛德勒，他召集了一批猶太勞工到石勒蘇益格的工廠做工。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必在納粹滅絕營裏等死。1992年，美國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把這個故事拍成了電影《辛德勒名單》，使這位企業家在去世之後又成了全球知名的人物。
無獨有偶，還有一部關於克魯伯公司前董事長貝爾托德•拜茨的影片。1942年8月，拜茨當時在加里奇恩，目睹了第一批被送到滅絕營的猶太人。看到成批的人走向死亡，他震驚極了，他要盡其所能去拯救他們。
跟辛德勒的做法相似，拜茨也招收猶太勞動力，有時甚至雇用婦女和兒童。要想在納粹當局面前找個正當理由可並不容易。一有機會他就攔火車，從車廂裏把犯人直接救出來。與此同時，他的妻子不顧納粹党衛隊的重重封鎖，把猶太兒童藏到了自己的屋簷下。
貝爾托德•拜茨的所做所為被蓋世太保發現了。他遭人告密，險些被捕。1944年，他被招入國防軍，不得不中止營救活動。以色列國後來尊稱他為“人民的正義衛士”。
瑞典外交官勞爾•華倫伯格從1944年夏天起開始援救匈牙利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拿到了“瑞典護照”，住在華倫柏格親自安排的房子裏。
1944年12月，蘇聯在布達佩斯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他們對華倫柏格的營救行動表示十分的不信任；他們無法想像會有人從人道主義出發保護猶太人免遭集體屠殺的厄運；他們懷疑這位瑞典外交官是美國人的臥底。1945年1月，華倫柏格如約來到了蘇聯。軍隊駐紮在布達佩斯郊外的總部。此後，他便銷聲匿跡了。這個拯救了諸多猶太人的功臣很有可能消失在了蘇聯的監禁營。他的命運至今仍是個謎。
另外，還有許多逃兵把命運交給了無聲的反抗。“二戰”期間，國防軍法官總共判處了3萬餘例死刑案件——數量大大高出人民法庭和其他特別審判庭。2萬多起死刑奉命執行，大概只有4000逃兵死裏逃生。漢堡人路德維希•鮑曼就是倖存者之一。戰爭期間，鮑曼作為海軍二等兵駐守在法國波爾多。他和一個朋友一起逃跑，目的是為幫助法國港口工人逃往摩洛哥。在法國，鮑曼被一個德國巡關人員逮捕，後又被送交海上軍事法庭。判決結果是槍決，理由如下：“臨陣脫逃，在德國軍隊中罪大惡極。”
鮑曼的父親借助和海軍上將埃裏希•雷德的關係，讓他的最後判決從死刑變成了有期徒刑。戰爭結束前後，鮑曼在白俄羅斯的一個刑事犯集中營戰鬥。1945年以後，他不得不繼續受審，原因是他當過逃兵。直到2002年，德國議會宣佈納粹時期的所有叛逃罪名無效，路德維希•鮑曼從此終於徹底獲得自由。
我們需要瞭解、貼近自己的歷史。1945年以後，再度回首20世紀前半葉的德國歷史，淨是如此壓抑和死一般的沉默。
許許多多發生在那個時代的故事，那些關於勇氣、民眾的力量和同情的故事，都已經遺忘在昨天。殘留下來的都成了“記憶文化”的一部分——這個概念通常帶有貶義色彩。一個活在記憶裏的民族，還有能力走出過去的陰影麼?我認為不能。恰恰相反，在一個並沒有完全理解納粹主義究竟為何物的形勢之下，關注已經過去了的和現在正發生著的無疑都是形勢所需。
縱然如此，我們還是創造過一些成功的經驗。比如，在我的家鄉埃姆斯蘭，人們對第三帝國歷史的反思做得非常周到。在帕彭堡還成立了一個由官方支持的埃姆斯蘭集中營資料信息中心(DIZ)。這裏不僅經常把從前的集中營營民和荒原戰士彙聚到一起，而且還吸引了德國與荷蘭邊界地區的中小學生以及青年人的關注。
DIZ是個活躍的集散地。到這裏來的人不光是為了履行瑪格麗特•米徹裏希和亞歷山大•米徹裏希的“哀悼工作”，更是為了把瞭解歷史當做通向現實以及未來歐洲統一的必經之路，從而不再重蹈過去可怕的覆轍。（來源：中華讀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