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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眼裏的“千變”日本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4-25 14:44:41  



  ●21世紀初:反感變成運動,多元趨勢出現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民眾對日認識的最大變化,是對“區分論”開始產生懷疑。2001年以來,小泉 首相每年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並揚言“把戰爭責任推給個別人(指甲級戰犯)本身就很奇怪”。這類言行,對中國從善意出發而提出的“區分論”產生了顛覆性的衝擊,加深了中國民眾心目中“所有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都一樣壞”的印象。

  而同時,日本右翼勢力裹脅民眾,綁架民意,煽動仇華情緒,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的邏輯是:“中國越反對參拜靖國神社,首相就越要參拜,絕不能軟下來。”這種把是非問題偷換成“看誰頂得住”的“小雞遊戲”的做法,是要把中國對日本一小撮右翼勢力的批判轉換成中國與日本兩大民族之間的對立,這種戰術竟然使不少日本人紛紛追從。而靖國神社內原“皇軍”們耀武揚威的電視鏡頭,“參拜”人數年年增加的報道,反過來又起到了加重中國人對日反感的作用。

  在小泉近乎神經質的連年“參拜”的陰影下,中日關係跌入“政冷”低谷,中國民眾的對日感情也持續下滑。這種情感終於被訴諸於行動,發展成為針對日本的抗議運動。

  2003年,中國民眾掀起了涉日運動第一次高潮,表現為反對“對日新思維”和抵制日本參與中國高速鐵路建設,網上出現了“如讓日企參與高鐵項目就要去臥軌”的激進說法。2005年,民眾涉日運動出現第二次高潮,表現為反對日本“入常”,上街進行簽名與抗議遊行,呼籲抵制日貨。

  但在中國民眾的對日感情走向極度惡化的同時,在日本也出現了一些正面的形象,如日本律師們自費協助中國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企業展開索賠運動,一些日本和平團體和個人堅持與右翼勢力進行鬥爭,等等,這些對中國人對日反感的“擴大化”趨勢起到了部分矯正作用。而同時,中國政府及學界、輿論界也加大了正面介紹涉日問題力度,這也對民眾的日本觀產生著影響。

  另外,近年來對日看法上的多元化趨勢也在穩步發展。學過日語、去過日本、接觸過日本人、正在研究日本或有日本留學經歷或體驗的人,比較喜歡日本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愛好日本的影視、音樂、飲食,在“歷史問題”上相對地能夠把一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和一般日本人區分開來加以考慮。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進行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具有對日交流及在日居住背景的中國人在回答“對日親近感”問題時選擇“非常親近”和“親近”的比例分別達到27.9%和30.8%,遠遠高於平均值的1.0%和4.9%,而其選擇“不親近”和“很不親近”者也只有16.2%和11.5%,遠遠低於平均值的27.7%和15.6%。

  還有一種矛盾的現象,即在青少年一代中,出現了酷愛日本動漫、電玩、服飾、流行音樂的“哈日族”。曾經上山下鄉的“文革”一代,看到自己的孩子們癡迷于日本漫畫,痛心疾首而又毫無方策。但據調查,在“哈日族”青少年中,很多人玩著日本電子遊戲,聽著日本音樂,在“歷史問題”上仍對日持激烈批判立場。

  從戰後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各地居民在對日看法上的差異,曾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是否踐踏過該地、是否在該地進行過大屠殺等因素有著密切關聯。而近年來,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即對日本看法的差異也反映在了中國各地區間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上,出現了“北方人在歷史問題上更強硬,南方人則更喜歡與日本人做生意”,“富裕層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對日問題”等說法。據說,比起北京,日本商務人員一般更願意在商業氣息濃厚的上海長期居住。日本人中還流行著“只有中國富裕化、民主化了,反日感情才會消失”的說法。然而,在2005年的涉日遊行中,上海、廣東這兩個最富裕地區的民眾卻表現得最激進,富裕的白領階層站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東北各地則沒有出現明顯舉動。這些現象從根本上顛覆了上述說法。這說明,中國人對日看法的決定因素,已由單純的自我感受擴展到了更為複雜的眾多因素,這些因素與信息來源、知識結構、富裕程度、參與意識等都有關係。

  2005年涉日遊行中出現的一些破壞性舉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而深入的思考。以此為契機,在中國政府和一些理性媒體的引導下,從2005年下半年起,中國民眾的日本觀呈現出反思、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趨勢。

  ●“融冰”時期:呼喚“新區分論”,民眾相互理解是關鍵

  2006年10月以來,中日關係出現了“破冰”、“融冰”之勢。對“政冷”時代的痛定思痛,令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區分論”。

  筆者應邀在各類單位就中日關係問題做演講時,時常會聽到如下提問:“普通日本人到底如何對待侵略歷史?”這反映了人們急切想知道日本人總體歷史觀的心情。我會答道:“一般日本人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既不像右翼分子那麼壞,也不像我們期待的那麼好。總體上他們不太關心這一問題。”

  如何把當今一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和一般日本民眾區分開來,這是新時期中國人所需要確立的“新區分論”。

  回首複交以來的35年,中日關係從“高層主導”逐漸受制於“輿論環境”。雙方媒體報道和民間感情對兩國關係的影響越來越大,出現了中日兩國官方與民間複雜的四角互動局面。近年來就總體而言,中國官方對日本比較穩健,中國民間對日情緒比較激烈;日本則是官方對中國比較強硬,民間對中日關係抱有關心的人數的比例則遠比中國人低。

  目前中日關係“回暖”進程尚處在政治推動階段,民眾感情和輿論氛圍全面跟上,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相當的努力。兩國間的歷史問題和現實矛盾不會輕易地得到徹底解決,與此相關的情緒對立也不會很快消失。而中日競爭心理、媒體的渲染作用以及中日民眾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不足,還可能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因此,日本領導人和政府恪守“反省歷史”的諾言,中日共同致力於控制和減少政治摩擦,將是“回暖”勢頭可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

  “中日友好歸根結底是中日人民之間的友好。”加強民間交流,使兩國民眾相互看到對方社會的全貌,是中日走向和解、和睦與合作的最終保證。只有中日人民之間增進相互理解,並真正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角,日本右翼勢力才無機可乘。屆時,中日將真正迎來“冰雪消融、春暖花開”的季節。(來源:《世界知識》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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