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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鄧小平副總理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互換儀式，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在批准書上簽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此生效。鄧小平副總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在互換儀式上發表了談話。 |
●80年代：現代化的日本與歪曲歷史的日本
70年代末，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時期。80年代中國人的日本觀，進入了以“現代化”為主要判斷標尺的階段。
商店裏的三洋牌錄放機，從“飯盒”形狀迅速升級到“提箱”大小。提著這種“提箱”收錄機放著音樂招搖過市，曾是時尚青年的一種炫耀。一時間，中國的公路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日本汽車，以致一條廣告語“有路就有豐田車”成了人們的流行語。人們對索尼彩電、松下冰箱等日本品牌產品的崇拜達到了頂點，就連一些基層官員的特權和腐敗都與超標準坐“豐田皇冠”有關。
這些一流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日本式現代化、日本型經營、戰後日本復興的秘訣等，都成了人們好奇、深究的對象。松下幸之助等創造日本戰後經濟奇跡的傑出人物，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偶像。80年代初，曾有一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資料片，詳細介紹了豐田公司的生產與管理狀況，其中對員工勞動時的走路速度與步數都要精確計算的一絲不苟精神和驚人效率，著實令“大鍋飯”效率下的中國人驚歎不已。描寫一名普通婦女創業故事的電視劇《阿信》也激發了許多人進行個人奮鬥、努力掙錢的熱情。
新一輪的“留日潮”，也是在那一時期“學習日本”的氛圍下形成的。作為這一熱潮的產物，現今的日本出現了人數多達幾十萬的“新華僑”群體。
在那個年代，無論是去哪國留學，回國時若能帶上幾樣日本“大件”（即國家允許出國人員帶進的免稅外國家用電器）回來，曾是最令中國人羡慕的事情之一。
那是一個以經濟為中心、以現代化思維為導向的年代。然而，政治因素已不可抗拒地逐漸影響著中國人的日本觀。1982年和1986年的“教科書事件”、1985年“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一再發生的“閣僚失言事件”等，喚醒了國人對中日間“歷史問題”的思考，使他們在“中日友好”的氛圍中開始關注“日本政治右傾化”及其背後的“日本右翼勢力”。
●90年代：重心轉向政治，對日感情滑坡
1993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崛起、對外低調”和日本的“經濟低迷、對外高調”形成了鮮明對照。
90年代中期，日本在中日間一再挑起政治摩擦。1995年，日本以中國進行核試驗為由對華實施經濟制裁。1996年，日本首相在時隔11年後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數年間，多名閣僚相繼在侵略歷史問題上發表“妄言”。1996年，日美以“周邊事態”概念重新加強了對臺灣的干涉態勢。1996年和1997年，日本右翼團體和國會議員多次登上釣魚島。在如此背景下，中日政治關係在1995～1996年間降到了1972年複交以來的最低點，兩國間輿論氛圍和民眾感情持續滑坡。
1996年12月，《中國青年報》進行了一次大型問卷調查，結果表明，93.3%的被調查者認為“日本對其侵略戰爭的態度”是影響中日關係的“最大障礙”，97.4%的被調查者表示不能容忍日本一小撮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戰爭的行徑。這一調查的出現本身，就反映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對日認識的重大轉折，該調查結果則反映了當時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代表性看法。
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為中國民眾獲得有關日本問題方面的信息、發表見解、形成輿論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從1995年起，中國進入了互聯網商用時代，90年代後期進入迅速普及階段，如今上網人數已達1.5億，超過了日本總人口。“網民”這一具有特定經濟實力、知識、年齡結構的群體，在日本問題上發出了越來越大的聲音，對中國人的日本觀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有些日本政要企圖以在歷史問題上“對鄰國強硬”來撈取選票；石原慎太郎這類完全缺乏歷史良知、肆意侮辱亞洲鄰國的極右分子在日本民眾中很有人氣兒；還有一些日本人動輒以“日本民意”為由為參拜靖國神社辯解。這些現象的反復出現，對中國民眾對日本右翼反感的“擴大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心目中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即“日本人的歷史認識都與右翼一樣”。在互聯網上，先是產生了“日本人根本沒有反省歷史”的說法，繼而出現了“日本人就是惡劣民族”的種族主義觀念，繼之又有了“滅了小日本”、“中日必有一戰”等極端激進的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