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9日電／据北京日报报道， 余华在回忆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川端康成善于通过人物的细微之处，来凸显其细腻的情感和瞬间的感受，从而使得人物生动而又立体。这对余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初登文坛的他，较多描绘底层人的生活，作品具有一种诗意的情调与氛围，同时又不乏忧伤与哀怨。《星星》《竹女》《看海去》等短篇有著清新朴素而又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在卡夫卡的启示下，余华接下来创作了一批颇具先锋意味的经典作品。犹如一个个抽象派画面组成的《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同室操戈的故事。《一九八六年》与鲁迅的《药》有著相似的主旨，写法卻截然不同。作者一面感慨民众的麻木，一面又痛心民众的健忘，平静的敘述下是強烈的愤怒。它告诉人们，流水般的时间既可以涤荡历史的罪恶，也能夠洗去心灵的苦痛。虽然余华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客观冷静的意绪性敘事为特点，但川端细腻柔美的气质、灵敏生动的感觉，以及对细部的精雕细琢卻始终贯穿著余华后来的创作，成为其艺术风格的标志。
这样的标志在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中仍是那样的鲜明。如，主人公林祥福有著“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一个温文尔雅而又笃定沉著的乡绅形象跃然纸上。再如，“林祥福一动不动，感受著小美的手在他的手掌里倾诉般的哆嗦。”如此诗性而又张力十足的语言，将纪小美因愧疚和惶恐而引发的情感“震颤”准确地“传递”出来。
与明白如画的语言相得益彰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本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其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故事线索是生活在黄河北边的林祥福携襁褓中的女儿，南下寻找一去不返的妻子。其间穿插了军阀混战，土匪绑票，还有兵荒马乱中的民不聊生与爱恨情仇，以及贩夫走卒的赤胆精诚与人物命运的颠沛无常。而贯穿其中的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成分的仁义礼信，如，溪镇人给予天寒地冻中林祥福及其女儿的扶危救困，林祥福为救商会会长顾益民而冒死给土匪送赎金的义无反顾，还有陈永良手刃土匪的快意恩仇，以及田家兄弟对落难少爷林祥福的不离不棄和独耳民团抵御土匪的英勇壮烈。
如此等等的敘事是对《史记·游侠列传》的遥远呼应，“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种徜徉民间、绵绵不断的侠骨义胆和信守不渝，让中国人在动荡纷争的年月里生生不息，一如小说结尾，“青草茂盛生长在田埂与水沟之间，聆听清澈溪水的流淌。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这里的清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