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精英的理念與行動是關鍵
關於政治民主化轉型的研究，西方學者主要采取了“結構分析法”和“策略互動論”兩種路徑。前者是建立在社會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從結構的觀點來看，一個政體之所以會發生轉型，是與政體相關或相互依存的結構條件發生變動所致。而後者則從實際的政治過程出發，分析各政治分子所做的選擇、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彼此互動關係等所引發的影響。政體轉型分析的焦點是政治內部的主體，也就是“政治行動者”，政體轉型的過程即不同政治行動者策略決策的過程〔22〕。在孫代堯看來，結構性的要素無疑有利於威權政治轉型或向民主制社會過渡的條件，但如果沒有政治體系內政治行動者的行動，政治體制的轉型仍然沒有可能〔23〕。廣義上來說，政治行動者包括了選民和政治精英，而政黨則是政治精英的集合。
政治精英在台灣的政治民主變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紀末的民主化改革最後就是由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政治精英主導并完成的〔24〕。之所以如今的民進黨政權湧現出“暴政”的跡象，也與其從上到下對權力的傲慢息息相關。從反國民黨威權出發的民進黨，二度執政後反而成為了從前被自己所鄙視和唾棄的政權。2020年7月，蔡英文被爆公然喝斥“大法官”呂太郎，對其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雖後被蔡辦和司法機構澄清“絕無此事”，但整個事件無疑碰觸到“憲政分際”的紅綫。2020年初，被蔡英文委以“監察委員”重任的陳師孟，表示要約詢一審判決馬英九洩密案無罪的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唐玥，此舉立刻遭到台灣法律界的反彈和集體抗議，被指“以監察權直接侵犯司法權”，最後陳師孟也袛好悻悻請辭。凡此種種均反映了民進黨的政治精英強行以個人意願淩駕於法治之上，為集中權力不惜以實際行動破壞民主制衡原則，他們的理念與行動一點點地匯入了權力壟斷的“蓄水池”，成為了觸發“暴政”的關鍵一步。
四、民進黨實施“民主暴政”的機制
如今的民進黨政權很類似於這樣的一種威權類型：“它們擁有選舉，也存在某種程度的多元主義和政黨競爭，但有時又嚴重且大規模地違背基本的民主規範”〔25〕。在民主選舉之外，衍生出了帶有“暴政”特徵的組織結構、行動方式和話語權力。
（一）以“獨立機關”執行具體任務
在台灣，所謂的“獨立機關”指的是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構指揮監督的合議制機構。按照目前的行政機構的“組織法”，二級“獨立機關”包括有“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通訊傳播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三級“獨立機關”則有兩個，分別為“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和“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從機構的命名上不難看出，這些機構所涉及的都是特定的專業事務領域，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排除來自行政一體的干預和責任政治的影響，因此從行政機構中進行剝離，以確保公正與專業的判斷。但是在蔡英文任內，“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卻飽受質疑，反而扮演了民進黨針對特定目標的“打手”，打著民主的名義進行政治清算。
“轉型正義”被列為蔡英文的主要政見之一。雖然“黨產會”和“促轉會”被包裝成為代表“民主”“合法”“獨立”的形象，但它們的行徑卻在島內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首先，目的性和針對性太強。“黨產會”開出的行政處分基本都是以國民黨為處理對象〔26〕，包括認定國民黨的附隨組織〔27〕、凍結國民黨的資金賬戶、清查并追繳國民黨“不當取得”的財產等。其次，權力被無限放大。“黨產會”兼具行政權和“司法權”，違反法律公正與程序正義，破壞“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而“促轉會”也被賦予了“司法調查權”。所謂的“轉型正義”成為了一黨一己自私，時任“促轉會”副主委的張天欽更是公然自比為“東廠”，藉“轉型正義”之名，行“抄家滅黨”之實的目的昭然若揭。
與“黨產會”和“促轉會”不同的是，“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并非是蔡英文任內所創設的機構。NCC成立於2006年2月，宗旨就是為了“保障言論自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但如今淪為民進黨側翼的NCC卻開始大舉打壓台灣的新聞自由，2020年11月18日台灣中天新聞台的換照申請被否決，這是NCC成立以來首次撤銷新聞台的換照許可，也是台灣“解嚴”以來首個被當局關停的有綫電視台。其實在2018年，NCC就主動表示要“強化所主管的廣電媒體事實查驗監理”，而此次“不予換照”的理由就包括了“屢次違規”“內控失靈”“大股東干擾”和“未說明改善的可能性”。然而，即使蔡英文再怎麼強調“NCC是獨立機關，讓NCC做決定，尊重決定”，實際上偏“藍”的政治色彩和與民進黨時常對立的政治立場才是中天不得不關停的實際緣由。NCC前主委蘇蘅就表示：“關台無疑是基於政黨利益的刻意作為，顯示民進黨濫用權力到了極致。”
（二）以“立法修例”作為法理依據
“民主暴政”與“專制統治”的顯著區別就在於前者還是打著“民主”的旗號，以“程序正義”的名義掩蓋暴政的實質，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行動主體的“合法性”。湯姆·金博格（Tom Ginsburg）和塔米爾·莫斯塔法（Tamir Moustafa）認為威權主義下的法制能發揮五項功能，比如為“政府”提供法理的合法性、可以使一些政策決策去政治化，從而減少失敗的政策對“政府”產生的負面影響等。因此，這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一個悖論，即專制統治者要通過賦權給獨立的法院來約束自己的專制權力〔28〕。在台灣，不論是“獨立機關”還是行政主管部門都是按相關“法理”依據采取行動。民進黨利用立法機構的多數優勢和當局領導人指派機構負責人的權力，透過“立法修例”的形式，賦予了作為施暴主體的各類機構以“合法性”，塑造出一種“依法決策”“依法行事”的“民主假象”。
“黨產會”的創立是基於2016年7月民進黨利用立法機構的多數優勢，強行在立法機構“三讀”通過的“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轉型正義”從一種理念學說正式落地為一部“成文法”。而根據該條例，一旦被認定為“不當黨產”，則需要“於一定時間內轉移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雖然此舉被認為是“推翻過去威權統治後，重新樹立正義應有作為、促進民主轉型的一項法律工程”〔29〕，但此“立法”明顯過於草率。一是對“不當黨產”的界定有違法律的明確性。依據“黨產條例”，“不當黨產”是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法，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然而，根據“大法官”釋字第432號解釋，依法應受懲戒處分者，必須使其能預見其何種作為或不作為構成義務的違反，及所應受的懲戒為何，方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雖然第五條列出了兩條“推定”，但當事者依然很難做出預見〔30〕。二是有違政黨間公平競爭的民主原則。“黨產條例”第四條第一點將適用該法令的政黨範圍框定為“1987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而符合這一條件的十個政黨中，除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外，其他均已泡沫化，執政黨清算在野黨的意味十分明顯。2020年8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聲請下，“大法官”做出釋字793號解釋，宣告“黨產條例”合憲。根據“黨產會”估算，國民黨應返還的“不當黨產”超過且不少於768億新台幣。
不僅“立法”對政治對手進行打壓，民進黨當局還通過“修例”對陸資進行圍堵，以政治思維指導經濟行為。隨著兩岸社會經濟層面的往來不斷深化，淘寶、愛奇藝、騰訊等大陸公司和資本進駐台灣市場，由本地代理商在台實際運營，為台灣民衆提供多樣化的生活服務選擇。但在民進黨當局“逢中必反”的意識形態指導下，陸資被視為洪水猛獸，勢必要加以驅逐。2020年9月，台經濟主管部門宣布禁止台灣任何單位代理或經銷大陸流媒體平台服務，因其精準封殺愛奇藝而被稱為“愛奇藝條款”。愛奇藝的台灣代理方不得不宣布，自法令生效日起放棄代理活動，并表示未來業務將面臨緊縮，約100名員工也將慘遭裁員，而此前愛奇藝在台灣已擁有約200萬的活躍用戶。隨著當局陸資政策的逐步緊縮，“淘寶台灣”也在劫難逃，宣布於2020年底停止運營。為從源頭上升級對陸資的管制，2020年12月台經濟主管部門正式修訂了“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涉及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相關解釋令，包括陸資資格采取逐層認定、擴大審查陸資投資行為形態、限制大陸黨政軍投資企業來台投資。這也意味著，陸資的認定標準從客觀的持股比例（三成為限）變成了當局的主觀裁定。
（三）以“親美反中”創造話語權力
自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話語即權力”的觀點以來，後建構主義、後現代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就將話語、叙述等視為建構理論核心的關鍵要素，語言成為了一個獨立的變量。而作為後現代建構主義的代表性學者，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ian）等強調主體語言的建構作用，認為話語意味著權力，具有本體意義。分析世界必須分析話語，尤其是霸權話語。霸權話語壓制了其他聲音，即實行了一種“真理統治”〔31〕。在部分議題上，當“暴政”行為已經超越了法理所能授權的最大邊界，甚至顛覆了群衆的基本認知之時，民進黨當局就開始運用政治話語塑造社會現實，製造煽動式的論述對行動環境加以解釋。
如果說關閉中天電視台、清算國民黨等還袛是對特定群體的“暴政”的話，那麼開放“萊豬”進口則是一場當局對全民施加的“暴政”。2020年8月蔡英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2021年將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以及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肌肉部分）進口。消息一出，島內民衆和輿論一片嘩然。根據TVBS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有64%的民衆表示不贊成進口“萊豬”，其中30-59歲民衆的不贊成率超過七成（71%）〔32〕。面對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民進黨當局除了聲稱“要用最謙卑的心情，請所有同胞體諒”外，就是將“開放萊豬”與“台灣命運”強行鏈接。鏈接產生叙述，叙述產生表象，表象建構“現實”〔33〕。蔡英文稱，“開放美豬是基於台灣經濟利益，符合未來總體戰略目標的決定”，台衛服部門負責人陳時中則表示“進口美豬可以換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在圍繞“萊豬”的“宏大叙事”中，開放進口成為了“不得不而為之”的行動。因為袛有開放才可以換取與美國的貿易合作和關係的提升，才可以換取台灣的“國際空間”和“國際認同”，完成蔡英文口中的“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為台灣布一個永續生存的局”，以應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分化、打壓，甚至威脅、恫嚇”。通過這一恐怖型鏈接，民進黨當局意圖讓台灣民衆想象如果不接受他們所建構的“陷阱”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以達到迫使民衆接受現實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