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制憲與國家的國體直接有關（制憲表明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而與國家的國際法人資格沒有直接關聯，換句話說，制憲主要是解決內部的人民主權問題，而不解決外部的國家主權問題。倘若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其有國家主權，但沒有人民主權，通常也就不會有什麽憲法；即使有憲法，也不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憲法。在種屬關係意義上說，國家是一級概念，中央政府則是國家之下的二級概念，憲法則是中央政府之下的三級概念。所以說，憲法與中央政府有直接聯系，而其與國家則通過中央政府存有間接聯系。
單從學理意義上講，憲法既不是國家構成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有憲法的政治實體並非一定是國家，比如聯邦制國家的成員單位雖有憲法，但其不是國家。即使主權國家，也並非一定有憲法，絕大多數君主制國家就沒有憲法。況且即便有憲法文件也未必稱為憲法，如德國就稱“基本法”。所以說，憲法僅僅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一個重要元素，充其量是一個標志性元素。從這一角度來說，憲法承認並非意味著國家承認。但具體到兩岸關係而言，情況並不那麽簡單，這是因為，如上所述，“中華民國憲法”中直接載有“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內容，倘若承認該“憲法”，則意味著承認“中華民國”仍然存在。另外，在目前兩岸關係中，“中華民國憲法”一詞已被高度意識形態化，兩岸民衆均已在事實上將“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等同了起來，經常將“中華民國憲法”作為“中華民國”的代名詞來使用。在台灣方面看來，維護“中華民國憲法”是佐證“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台灣方面堅決維護“中華民國憲法”的緣由所在。事實上，大陸方面也將否認“中華民國憲法”視為否認“中華民國”存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兩岸雙方看來，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就是承認“中華民國”。這種推理盡管在學理上並不嚴謹，但在兩岸之間的互動實踐中已成為人們的思維定式。在這種思維邏輯下，憲法亦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其原本的中性價值和學理意義，而成為一個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高度敏感的政治名詞。在這種情況下，對待“中華民國憲法”就應慎重，不能簡單地從學理出發，還必須結合目前兩岸之間特殊的政治生態背景來作判斷，否則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法律後果。從這一角度講，未來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處理，需要等待兩岸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對其進行“去政治化”、“脫敏化”處理之後，才有可能得到實現。在此之前，“中華民國憲法”很難得到大陸的承認。
憲法與國家的應然關係為將來兩岸協商解決“中華民國憲法”問題留下了一定的空間，但是兩岸將“中華民國憲法”意識形態化的作法又使得目前大陸方面在“中華民國憲法”問題上不敢有所松動或讓步。兩岸要務實、客觀面對“中華民國憲法”，待兩岸在“憲法”方面的意識形態對抗消失之日，可能就是兩岸和平統一之時。從這樣的視角來看，“中華民國憲法”問題的處理和解決絕非短期內可以實現。
註釋
(1)馬英九：《邁向正常的民主社會——紀念中華民國行憲58周年》，載台灣《中國時報》，2005年12月25日版。
(2)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9頁。
(3)同注2，第77-78頁。
(4)李念祖著：《人國之禮——憲法變遷的跨越》，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29頁。
(5)李念祖著：《人國之禮——憲法變遷的跨越》，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31頁。
(6)謝長廷著：《未來：不一樣的台灣》，台北，新文化教室，2012年版，第113頁。
(7)趙越：《進入調整期 未到轉折點——未來三年民進黨大陸政策走向》，載香港《中國評論》，2013年7月號，第6頁。
(8)台灣方面的這一認定與大陸有所差異，大陸方面看來，“中華民國憲法”已於1949年隨著“中華民國”的消亡而被徹底廢除。
(9)該空間雖然存在，但非常有限、狹小，不能滿足“台獨”分離主義的需要，故主張重新“制憲”。
(10)從曆史上看，早在1946至1949年間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開始就不承認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制憲時，共產黨就沒有參加當時的國民黨主導的“制憲國大”，稱1946年的國民大會為“僞國大”，通過的憲法為“僞憲法”，以示不予承認。至今仍不予承認。
(11)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6頁。
(12)文久：《“中華民國”：中國最大政治懸案》，載香港《廣角鏡》，2004年10月號，第10頁。
(13)文久：《“中華民國”：中國最大政治懸案》，載香港《廣角鏡》2004年10月號，第7頁。
(14)相對於此處主張的“叛亂團體”，亦有論者指出台灣早已是分裂國家（蘇永欽〈分裂國家的憲法政策〉，《違憲審查》，台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99-308頁）。然而，此說的問題在於從未有一個國際法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同時對兩岸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進行過新國家承認（栗林中男著：《現代國際法》，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4頁）。
(15)胡慶山著：《台灣地位與公法學》（上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6頁。
(16)李惠宗著：《憲法要義》，台北，敦煌書局，1999年版，第54頁。
(17)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2頁。
(18)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略》，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9頁。
(19)由於以上這兩類行為帶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所以很多人將他們混淆起來，導致許多誤解或錯誤。我們進行了這樣的區分之後，對於認清大陸對“中華民國憲法”的態度，具有積極意義。
(20)這裏的部分性承認，是指有限事實默認。具體來說，其包括以下幾個要素：一是默示承認，而非明示承認；二是事實承認，而非法律承認；三是有限承認，而非全面承認。以上三個要素綜合起來，即是有限的、事實的、默示的承認。
(21)與筆者主張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新構想相銜接，未來可以在某些前提下來商討保留“憲法”稱謂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3月號，總第21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