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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根基，但不完全一致。 |
（三）美台密切關係
美台之間密切的軍事、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美國生活方式與流行文化向台灣的傳播。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派遣大批美軍進駐台灣。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軍撤出台灣之前，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基地實際上就是美國向台灣傳播美國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視窗。
美台之間的經貿往來在貿易、金融、投資、技術交流等領域蓬勃展開。強勁的經濟貿易聯繫不僅促進了雙方的產品交流，而且也促進了相互之間的人員、文化的互動交流。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其優越的物質生活方式對於正在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台灣來說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國社會的生活方式也借機向台灣社會滲透。另外，加上大批台灣民眾通過貿易、旅遊、體育、宗教、新聞、文化交流等方式進入美國，以及美國電影、音樂、圖書報刊等進入台灣，美國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傳播到台灣，影響到台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總的來說，“台灣不但在經濟上、政治上依賴於工業國家的體系制度，就是在學術上、在價值取捨的判斷上，甚至在整體世界觀上，也漸次習於接受西方所主宰的觀念。”(注4)“對台灣而言，美國不僅是軍事、政治上的保護國，經濟上的商品主要輸出國，在文化上由於留學生政策、媒體以及美國政府的國際文化政策等因素影響，台灣整個教育系統也是徹底的美式思考編成”(注5)。
美國文化影響台灣文化發展的結果
美國文化影響台灣文化發展的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台灣民眾的公民意識增強，公民社會在台灣得到發展。受美國文化中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的影響，台灣社會文化表現出“自我意識”覺醒的特點。政治民主化，使“個體”從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宰製中解放，從“個體在其自己”到“個體為其自己”。
台灣社會中的各個“領域”（如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學術領域等）或“社群”（如勞工、農民、知識分子等）的“自我意識”都處於高度覺醒的狀態，並且不同的“領域”或“社群”之間形成激烈的競爭狀態。台灣文化從傳統中華文化的“一元論”向“多元論”轉化。在傳統中華文化中，“從屬原則”（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貫穿於其深層結構，它是指文化中的諸多主體（如社會、經濟等主體）均服從於單一主體（如政治主體）的支配。在當前的台灣政治環境中，政治力雖然在多數場合仍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但是，經濟力的發展及其所培育的社會力的蓬勃也日漸顯著，都共同促成了一個以“多元主體性”為基礎的新社會文化形態的出現。在台灣文化中，除了政治主體之外，社會主體、經濟主體、思想主體也具有某種自主性，而且處於激烈競爭之狀態。近年來台灣社會中政治力對於非政治領域（如經濟、社會或學術、文化等部門）的影響力雖然不可忽視，但已日漸式微。各部門的自主性日益提升，例如台灣教育部門越來越要求以人格的培育作為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如同過去以教育作為經濟或國防教育的“手段”。
多元主體的出現推動了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其表現之一是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台灣民眾習慣透過合法的途徑，迫使政府必須積極作為，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而傳媒和民意代表基於提高曝光率及收視率的考量，也樂於參與類似的行動。雖然台灣的“公民社會”仍處於局部建構的雛型階段，距離理想目標還有一段遙遠路途，但自各方面來講，台灣社會早已習慣“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並透過這種模式來維權，以及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與態度。
非政府組織是公民社會中的最主要環節。非政府組織在台灣得到大力發展。迄今為止，在台灣相關政府部門登記的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共計有二萬多個。(注6)台灣非政府組織在環保、人權、勞工、婦女權益、犯罪防治和災害防救等許多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慈濟基金會在九二一地震中最快抵達災區現場，顯示了非政府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組織動員能力強、效率高的優勢，彌補了政府運作的缺陷。
另一方面，美國文化中的負面因素也對台灣文化帶來影響，如在物質文化上表現為消費文化，在社會文化上表現為“淺碟文化”，在政治文化上表現為機會主義。
隨著美國大眾消費文化傳入台灣，美國的生活方式向台灣社會傳播。這種以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等為核心要素的消費文化，對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帶來極大的衝擊。
美國文化中忽視長遠利益，關注眼前利益的特質同樣影響到台灣文化。亨廷頓在談到美國文化與亞洲文化的差異時指出，“美國人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贊成制衡，鼓勵競爭，崇尚人權，傾向於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盡可能擴大眼前利益”(注7)。“淺碟”文化常用來形容台灣社會文化，主要指民眾的短視、狹隘。“淺碟”文化，就如同碟子一樣淺淺的沒有深度。這種一窩蜂的性格，造就了一些生命週期很短的產品。比如1995年左右突然出現的蛋撻熱，一時間冒出了一堆賣蛋撻的店，每間店都有一幫人在排隊，等熱潮一過，蛋撻店又幾乎全部消失。在台灣有個專門名詞－－“蛋撻效應”來形容這種現象。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台灣政治文化上表現為政治機會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政治人物身上，為了選票，總是集中在眼前利益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遠規劃，由於不能帶來當前的選票和權力，就不能成為他們施政的重點。
台灣政治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李登輝。他用一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解讀民主，從此台灣政治人物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是選票決定一切、“迎合選民就是民主”，帶來了政治機會主義的濫觴。李登輝的民主化方向，一是極大地激化台海矛盾，使外部環境急劇惡化；二是扶持特殊利益集團，使島內企業經營環境急劇惡化，經濟效率迅速降低。在嚴酷的國際競爭中，台灣經濟地位迅速下滑。台灣民進黨延續並發展了李登輝的政治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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