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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貴國:粵港澳大灣區應將重點轉到具體議題
http://www.CRNTT.com   2021-07-15 12:45:13


  中評社香港7月15日電(作者王貴國)粵港澳三地政府應將重點轉到灣區建設的具體議題,而不是停留在高談闊論的口號上。建議在三地政府間成立一個跨部門的聯合辦公機構,專責處理大灣區建設事宜。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因新冠肺炎爆發而拖慢,隨著疫情在三地好轉,相信灣區建設應很快可以提速。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順應了全球化的大勢,其建設亦應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不應是簡單的像拼圖似的將三個地區連接到一塊兒,而是應該打造一個國家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高地。灣區的建設應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可使三地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回顧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歷史,香港和澳門的貢獻卓著,在改革開放初期外界對內地知之甚少時,是港澳投資者率先到內地投資,進而成為外資進入內地的橋樑和內地瞭解世界的視窗。如何繼續發揮港澳的優勢,使之成為內地推動兩個迴圈的關鍵,需要各方的創造性發揮。然而,近期的發展似乎並非如此。如近期在美國上市且備受關注的滴滴公司的大股東主要為外國公司,港澳公司則不見蹤影。這與港澳公司先前的積極參與內地企業融資的作法極不相符,個中原因值得決策者關注。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為了造福人類,首先是造福中國的老百姓。此宏圖大業需眾人參與,需要眾多中小企業參與,應形成內地改革開放之初時的情勢;當時幾乎每一位元港澳地區的實業家,無論其規模大小,都爭相進入內地發展。要此態勢重現,灣區建設必需考慮這些中小微型企業的需求,要用政策和措施鼓勵其加入到灣區建設的洪流。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應依照多邊國際秩序和“一國兩制”政策。內地、香港和澳門同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為三個相互獨立的關稅區。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最惠國待遇。在該原則下,任何成員給予其他成員的優惠待遇均必需適用於所有世貿組織成員。任何法律規定都有例外,最惠國待遇的例外包括相關成員依關貿總協定第24條達成區域性貿易安排,則相關成員可以相互給予較為優惠的待遇。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必然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方面的優惠安排,且服務貿易與投資具有很大的重疊性。為了順利完成灣區的建設,三地有必要就跨境經貿交易與交往做出具體安排,形成協定並報世貿組織備案。如此,其他世貿組織成員便無法就將來三地推出的優惠措施提出投訴。

  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之一是三地實行的是“兩制”。如何充分發揮港澳的資本主義及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是灣區能否成功的關鍵。就此而言,兩地最大的區別是港澳地區的政府對市場的作用較低,市場主要由私人企業參與,由供需關係主導。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香港依然是國際資本較為青睞之地。如何善用港澳兩地的“兩制”特點,使之繼續保持“橋樑”與“視窗”的作用,需要眾人之力,特別是青年的參與。據我們觀察,香港青年並不排斥到內地發展,但其對內地制度生疏,不熟悉內地政府官員乃至庶民的交流方式方法。這些均可能成為港澳青年進入內地發展的障礙。香港青年在中學和大學期間習慣了通過facebook和whatsApp等與人交往。這些人到內地發展會擔心無法與境外和國外的朋友保持聯繫,也擔心內地的資訊不似香港般自由。此僅為例舉,而非列舉。這些問題不解決,香港青年便難以毫無顧慮地進入灣區,而沒有這些青年熱情參與的灣區很難講是完整的粵港澳大灣區。

  我們認為,三地政府應將重點轉到灣區建設的具體議題,而不是停留在高談闊論的口號上。首先,灣區的建設與先前香港和澳門分別與內地簽訂的CEPA是什麼關係?三地是否應修改原簽訂的CEPA還是重新簽訂協定,以實三個關稅區的融合?三地政府應做出安排。其次,作為三個不同的關稅區,內地、香港和澳門在世貿組織下承擔的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相關的義務應有相當的差異。灣區建成後,是否要實行貨物貿易的零關稅,服務貿易具體承諾的哪些領域需要開放、如何開放等,均需做出具體安排。就此而言,各方應首先分析各自在世貿組織下具體承諾的內容,找出三方所做承諾的異同。到目前為止,公開資料並未顯示三方政府已開始此方面的工作。然而,除非先弄清楚各方在具體承諾方面的異同,否則便很難協調三個關稅區的措施。這些領域包括很多方面,如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甚至司機能否以及如何到對方的關稅區提供服務,醫生、護士及其他專業人士的資格承認,學位證書和專業證書的承認等均屬此類。

  我們建議,在三地政府間成立一個跨部門的聯合辦公機構,專責處理大灣區建設事宜。此外,香港和澳門可考慮分別成立一個由民間人士參加的政府諮詢機構。該機構可下設若干個委員會,分別負責每一經濟部門或專業服務部門的諮詢工作,瞭解普通執業者的意見,並將相關意見匯總反映到政府。比如,負責餐飲業的委員會可收集餐飲業關注的具體問題;負責旅遊業的委員會可收集旅遊業關注的事項。這些委員會應收集社會的意見和建議,並向政府報告,供後者在整合這些來自於基層的意見後,在前述三方聯合辦公機構討論、協調及制定政策和措施之用。通過此過程,港澳兩地的社會勢必對大灣區建設的意義以及與其本人、家庭的關係有具體的認識,使灣區的建設進入到百姓家,與老百姓的需求直接掛鉤,從而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援和參與。果如此,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勢將獲廣泛參與、快速推進,從而造福於人類。

  (作者是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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