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僅僅出在政府對市場化經濟缺乏既系統全面、又對症下藥的調控手段和管理政策，更是因為，在經濟管理中存在著“制度性不平等”。因此，中國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不是“均貧富”、“劫富濟貧”，其難點不在於將低收入者的收入提到多高，而在於如何消除因體制和政策帶來的“貧困”；不在於百姓的貨幣收入和資產收入的增幅有多大，而在於如何抑制壟斷利潤和投機性利潤的無限膨脹，在於如何重塑“公平競爭、勞動致富、知識創富”這一基本價值理念，在於如何實現“還富於民”的理念。
以稅制改革為例，這是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流轉稅制度最重要的一次變革，關係到中央與地方、國營與民營企業在分配上的格局。“營改增”的目的，在於可以減少重複徵稅壓力，降低稅收成本。中國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民營小型微型企業將獲益。這就是一項從制度方面的入手的改革嘗試，涉及深層次利益格局調整，如能順利推進，將改變財富的流向和收入分配的格局，影響勢必深遠。
從外部手段入手，如通過投資刺激等推進經濟，可能獲益於一時，但後遺症嚴重。從制度入手，清除各領域中對待不同企業或不同人群的不公平政策機制，尤其是抑制“權力尋租”，應是新經濟改革的應有取向。
稅制改革，只是制度性改革之一環。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如投融資體制、破除壟斷、政府職能等方面的改革必須全面推進。其最終目標是切實提高人民的實際生活質量和水準，而其遵循的最高準則應是“公平至上”，改革一切影響平等的政策制度，這是中國新經濟改革的所要達成的目標，也是民眾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