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對社會現狀與日俱增的不滿而對政府也越來越不滿，反過來又驅使人們把越來越多責任和期待加諸一個想象中的理想政府身上——這大概是當下充斥於我們社會中最為錯誤和有害的思維模式。終有一天，我們將為這種思維付出更沉重的代價。要不了多久，事實也許就將會殘酷地證明，政府“順應”社會愛心而對校車做出的更多限制性規定以及投入的更多資源，將又一次轉變為行政權力及寄生其下的壟斷利益集團尋租的歡宴。這是因為，對校車的標準規定得越高和越特殊，一定意味著審批權限越大、它的運用也越隨意。
說到底，令那麼多人揪心的校車安全問題就是一個簡單的交通安全問題，既然我們無法在短期內大幅度降低中國的交通事故率，我們就也同樣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徹底杜絕校車安全事故。承認這一點，並不至於讓我們的道德蒙羞。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和不能針對孩子這一特殊人群做出一些特別的傾斜性安排。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決定為此投入更多資源的話，在中國這樣一個自然條件、經濟水平、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等方面千差萬別的廣袤國家，唯一無害的方法是從直接資助孩子的家庭入手——沒有誰比父母更愛護自己的孩子，只要他們手頭稍微多掌握一點點資源，他們就一定會比政府和法律更有效地保護好他們的子女。有一個道理必須牢記：同其他商品和服務沒什麼兩樣，更安全、更舒適的校車是更高的價格“購買”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