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選擇就是要求西方對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改革，使之成為一種更加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可以適應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產業結構的迅猛調整。
如前所述，西方社會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對世界原有經濟格局的衝擊，不能接受這種衝擊所帶來的產業結構的迅猛調整，關鍵在於其社會保障模式的落後。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生，在一定的意義上來看，都是和社會保障的缺失有著密切的關係。
舉例而言，如果世界大戰之前，西方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那麼這兩次大戰都不一定會發生。西方國家實際上也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這就是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之時，美英兩國所提出的“大西洋憲章”就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原因。
應該承認，二次大戰之後，西方社會逐步建立起了相對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一體系對於西方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著不可否認的價值。可是在模式上，西方社會保障具有難以接受的不合理性（這些年來，西方各國非常努力地進行社會保障改革的原因就在於此）。
以失業保障為例，在西方各國對於失業者的社會保障是一種救濟性有限保障。這種有限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放有限的失業救濟金，這種有限的失業救濟金根本不足以維持失業者的正常生活需要（如果失業者有房屋貸款，失業就很可能是一種災難）；二是僅僅為失業者提供有限的重新就業服務，這種有限的服務並不能幫助失業者及時就業和渡過難關。只要這一模式可以改進，那麼因產業結構調整而帶來的失業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只要西方可以採用新的社會失業援助保障，那麼中國經濟發展給西方帶來的經濟問題，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化解，因此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廉價產品的態度、對待貿易順差和逆差的觀點，對於產業結構的更新、乃至於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是無需贅述的。
由此可見，要求西方對社會就業保障體系實施改革，是完全符合西方社會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一定會得到西方民眾和西方政府的認可的。所以，它是一種可以實現中國和西方雙贏的合情合理的經濟要求。中國完全應該也必須向西方提出這種合理的要求。
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需要中國知識分子有新思維。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突破西方傳統經濟學的樊籬與窠臼，對當今世界經濟進行深入的研究，必須對西方經濟進行深入研究，必須對西方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深入研究，建立自己的高水平的西方經濟學，從而開辟出使中國和西方雙贏的道路。惟有如此，才可以維護13億人的合理的和根本的經濟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