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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調整研究
http://www.CRNTT.com   2024-06-26 10:56:59


 
  (三)日本戰略文化中的“台灣情結”使然

  戰略文化主要指國家政策制定集團關於安全保障和國家利益的判斷及其行為的傳統方式。⑬不同於等級意識、集團主義等傳統戰略文化要素,“台灣情結”是在抽象傳統戰略文化要素及具象對台侵略、殖民歷史共同作用下產生的次生戰略文化要素。其基本內涵是周恩來總理在1963年會見石橋湛山時所總結的部分日本人對台灣的“殖民主義感情”、“軍國主義感情”及“經濟來往感情”。⑭

  早在1874年5月,尚處在國家轉型階段的日本便將台灣作為明治維新時期首個侵略目標。《馬關條約》簽訂後,其更對台灣實施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進而導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輝煌”記憶的重要載體。二戰後,儘管國際社會早已明確台灣是遭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但日本“親台”國會議員及民間右翼分子仍辯稱台灣是“不在日本版圖內的日本領土”⑮。正是基於這種錯誤認知,在判斷國家利益、制定對外政策時將台灣納入考慮範疇已成為日本決策者的慣性思維。有觀點認為決定“美台”“日台”關係的并不是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的涉台表述,而是建立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法》及日本相關承諾之上的、始終不改變台灣在安全保障方面地位的安全保障架構。⑯

  隨著日本再度萌生“全面大國化”戰略訴求,并對中國快速發展產生不適應感及擔憂情緒,“台灣情結”對日本對華、對台政策的影響進一步顯現。一方面,“台灣情結”使得日本朝野始終存在一股沉溺於殖民帝國舊夢,希望將台灣與國家利益、安保政策掛鈎的強大勢力,甚至公然提出了與山縣有朋“主權綫、利益綫”謬論如出一轍的“台灣海峽是日本生命綫”主張;另一方面,以“台灣情結”為邏輯起點,日本得以大肆渲染“中國威脅”,并將其作為進一步鞏固日美同盟關係、發展軍力及遏制中國的藉口。可以說,日本戰略文化中的“台灣情結”正是導致其長期插手台灣事務的深層次原因。而這種植根於文化層面的深層因素,很難在短時間內清除。

  (四)主要領導人涉台經歷

  當尋求解釋外交政策和大戰略時,外交政策執行者,即國家領導人是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行為體。⑰在日本,該群體主要包括首相、外相、防相及派閥領導人等黨政要員。

  儘管本文主要闡釋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但2020年卸任後的安倍晉三的一系列“親台”行為還是值得關注。作為“親台”世家的第三位首相,安倍對台政策雖不如岸信介、佐藤榮作兩位家族長輩露骨,但無疑深受其影響。擔任首相期間的安倍介入台灣事務的“進取性”愈發昭著,并逐漸“由暗變明、由虛轉實”。⑱其對台政策出現了重視以“準政府”及民間機構為紐帶強化“日台民間交流”;通過多種手段扶植“親日派”加強對台影響;嘗試以將台灣納入“印太”、“三海”等框架為抓手,在為台灣爭取“國際支持”的同時,進一步聚合反華力量等諸多新動向。可以說,安倍家族三位首相執掌日本政權的20年,也是“親台”理念傳承、發展、落實的20年。2020年安倍卸任首相後,其“親台”本色表現得更為露骨。他不僅拋出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謬論,⑲還多次就竄訪事宜與台灣當局進行溝通。即便2022年他本人遇刺身亡,其遺孀安倍昭惠仍打著“繼承亡夫遺志”的幌子竄訪台灣。可見,走出權力中心後的安倍仍憑藉自身政治影響力及相關政治遺產在日本對台政策調整過程中發揮重要負面作用。

  還有一些政要的個人因素導致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趨於消極。首先是岸田文雄。早在1994年,首次當選衆議院議員的岸田便與安倍一道竄訪台灣。1997年,岸田更在有著“自民黨與台灣交流窗口”之稱的自民黨青年局擔任局長。其次是岸信夫、濱田靖一及木原稔三代防衛大臣。繼承家族“親台”傳統的岸信夫曾以“日華議員懇談會”幹事長等身份在日本“對台外交”中發揮重要作用。其繼任者濱田靖一與木原稔均擔任過自民黨青年局局長,并在出任防衛大臣不久前竄訪台灣。對岸田而言,連續選擇三位典型“親台”政客擔任防衛大臣,本身就意味著其已決心從安全領域深度介入台灣問題。正是有了此類身居要職“親台”政客的大力支持,日本才會在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而普遍存在的世襲政治、派閥政治現象,決定了“親台”認知將通過家族、派閥不斷得到傳承,導致日本政壇源源不斷地出現“親台”政客。

  三、關於應對日本消極對台政策的一點思考

  在日本將中國定義為“迄今為止最大戰略挑戰”,并於2022年底按照“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國威脅”包含台海問題的基本邏輯,對自身安保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的大背景下,隨著岸田陷入空前執政危機、美國進入大選年、一貫“媚日謀獨”的賴清德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不難判斷持續在台灣問題上提升對中國大陸外交施壓及軍事威懾力度,將成為未來日本進一步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的主要方向,中日關係也很可能因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傷及根基。同時,由於日本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的目的在於為自身激進“擴軍”,進而實現政治、軍事大國戰略目標尋找藉口,且在戰略上與美西方調整全球軍力部署、完成戰略重心東移高度融合,其也將會對地區和平與穩定造成嚴重威脅。針對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的消極變化,或可從以下方面予以應對。

  從個人及政治團體層面看,鑒於日本“台灣幫”政客,特別是身居高位的“親台”政客能够憑藉自身影響力及公職身份通過推動立法、制定政策、發表不當言論,甚至直接竄訪台灣等方式向“台獨”分裂勢力釋放錯誤信號、嚴重威脅中國國家安全,建議根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為代表的相關法律對其本人及直系親屬采取制裁措施,以儆效尤。需要強調的是,由於日本黨政高層的竄訪行為具有行為主體的官方性、行為目的的高度政治性以及行為內容的“準”外交性,屬國家行為,構成了對《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雙邊政治文件的違背,故也可依據相關法律追究日本國家責任,并采取必要反制措施。⑳

  從戰略文化層面看,日本之所以將台灣問題與自身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議題深度捆綁,并使之成為炒作“中國威脅論”、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藉口,離不開戰略文化中“台灣情結”的長期作祟。其根源是因為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包庇下既沒有對戰爭罪行進行深刻認知、反省,也沒有采取相應措施防範軍國主義思想、文化餘毒死灰復燃,從而導致歷史修正主義認知與言行在政治右傾化背景下重新大行其道,積重難返。對此,建議進一步加強對侵華日軍罪行歷史真相的國際宣傳力度,在揭露日本對台政策本質的同時,敦促其正視侵略歷史、在台灣問題上與軍國主義錯誤認知與思想劃清界限。

  從國際體系層面看,日本頻頻炒作台灣問題,嚴重破壞台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際安全形勢動蕩複雜、美國為維護其霸權私利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為盡可能排除此類因素對日本對台政策的干擾,建議中國政府一方面以“三大倡議”為指導,積極參與并引領全球治理,在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等國際衝突中發揮勸和促談作用,推動世界走上和平與發展的正確道路;另一方面,為防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外部環境可能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歷史任務的干擾,應不斷全方位提升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綜合能力。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2FGJB017)。

  註釋:

  ①令和3年版防衛白皮書[EB/OL].(2021-08)[2023-02-25].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index.html:52.

  ②嚴安林.日本菅義偉政府台海政策及其與台灣地區關係發展走向[J].台海研究,2021(3):77。

  ③2021年9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EB/OL].(2021-09-03)[2023-02-27].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09/t20210903_9171334.shtml.

  ④現役の防衛省職員が台灣に常駐 台灣有事の懸念へ體制強化[EB/OL].(2023-09-13)[2023-11-06].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913/k10014193781000.html.

  ⑤汪曙申.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及其影響[J].美國研究,2021(5):117。

  ⑥吳心伯.特朗普對中美關係的衝擊與美國對華政策剖析[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173。

  ⑦胡淑慧.試析美國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的動向與特點[EB/OL].(2022-05)[2023-03-09].http://www.crntt.com/doc/1064/0/5/4/106405428.html?coluid=63&kindid=0&docid=106405428&mdate=0704163519.

  ⑧GOP House Panel Chair to Lead Taiwan Trip as China Tensions Rise[EB/OL].(2023-02-07)[2023-03-10].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2-07/gop-chairman-plans-spring-taiwan-trip-as-china-tensions-rise.

  ⑨林曉光.戰後日本的“台灣幫”日台關係[J].台灣研究,2004(4):47。

  ⑩黃大慧,金肖豐.政治右傾化與冷戰後日本政界親台勢力的演變[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3):50。

  ⑪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台灣幫”[M].吳寄南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165。

  ⑫龔騫.日本政界的親台勢力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J].日本研究,2004(4):69。

  ⑬廉德瑰.“大國”日本與中日關係[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38-39。

  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342-343。

  ⑮林治波.日本是中國統一台灣的另一個障礙[EB/OL].(2004-07-28)[2023-03-18].https://guancha.gmw.cn/2004-7/28/2172001.htm.

  ⑯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等.台日關係史(1945-2020)[M].黃偉修,高村繁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18。

  ⑰諾林·里普斯曼,傑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貝爾. 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M].劉豐,張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60。

  ⑱陳友駿.安倍政府對台政策思維及日台關係走勢[J].國際關係研究,2016(1):133。

  ⑲台灣有事は日本有事』安倍元首相が台灣のシンポでオンライン講演[EB/OL].(2021-12-01)[2023-04-01].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0PD1UHBI01K.html.

  ⑳參見馮霞,李大朋. 美國應承擔佩洛西竄訪之國際不法行為的國家責任[J].中國評論,2022(1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4月號,總第316期,P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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