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不誅心”的角度，暫且不論蔡英文內心裡的“統獨”主張為何，在表現於外的行為模式上，蔡英文展露出了她作為政治人物的圓滑與心虛。一方面，蔡英文所念茲在茲的，是“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台灣”，對民進黨、對海外媒體等非台灣地區公權力介入的場合，她的言論粗獷而放肆，“中國”與“台灣”被並列在一起，台灣一再被描述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而當台灣地區領導人事務部門（即台灣當局的“總統府”）將外媒採訪之中文稿放之於公共網站，以及作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發表“雙十講話”時，又將所有的“中國”替換為“中國大陸”，將“台灣”替換為“中華民國”。一個“統一無量、'台獨'無膽”的蔡英文形象躍然紙面。
從蔡英文“520”之後的系列言論以及台灣當局涉及兩岸事務各機構負責人的言論來看，他們對於“九二共識”的情感絕不是簡單的“不承認”或者“否認”片語足資概括。從蔡英文語焉不詳的“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到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欲言又止的“那四個字”，蔡英文及其團隊為規避“九二共識”可謂是費盡心機。在中國大陸輪番的宣示之下，蔡英文對於“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九二共識”的底線意義，“九二共識”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大陸堅持“九二共識”的決心，想必是十分瞭解的。但是，蔡英文及其團隊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依然是拒絕的。
其中，大概無怪乎三者：其一，“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就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台獨”是民進黨的“神主牌”，是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最大標誌性主張，承認“九二共識”就意味著去“台獨化”，至少與民進黨的主流意識形態不符，因而也與蔡英文和一眾民進黨高層的內心真實意願未必相符；其二，島內民意“綠化”現象嚴重，藍綠對決的格局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逐漸向“淺綠”與“深綠”博弈轉變，在“民粹化”的民意之下，“台獨”成為島內的一種“政治正確”，主張“統一”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者被迫噤聲，已然失去話語權，從繼續維持“泛綠”基本盤，與時代力量等新興政黨爭奪民意資源的角度而言，蔡英文沒有承認“九二共識”的民意必要性；其三，在國際大棋局中，無論是美日等域外大國，還是李登輝、蔡英文這樣的“台獨”頭面人物，都明白“台獨”是一個不可能的“神話”，但在蔡英文看來，“台獨”主張符合域外大國“以獨制台、以台制陸”的需求，是民進黨和蔡英文的最大利用價值所在，也是不斷換取域外大國支持和資源的法寶，所以通過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辦法，將兩岸關係維持在一個緊張狀態，反而有利於火中取栗，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蔡英文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和政治信念去改變民進黨的意識形態，亦不具有足夠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能力，去糾正台灣“民粹化”的民意，更無足夠的政治魄力和政治氣度從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破除域外大國在兩岸間攪局的圖謀，她的選擇就是不承認“九二共識”，在加深兩岸對立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如果對於蔡英文的理解僅止於此，似乎對於她兩岸人格的複雜性評估不足。蔡英文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毅力去推進“台獨”。大陸對於“九二共識”所保持的戰略底線和戰略定力當然是讓她擔心的主要原因，美日等域外大國希望“以獨制共”而非“以獨逼共”、“以獨亂共”的戰略心理也是制約蔡英文兩岸政策重要外因，台灣地區現行規定對於“一中性”的確認，也是關鍵因素。蔡英文所有關於“台獨”的觀點都是政策宣言，並無規範上的依據。說到底，只是蔡英文作為政治人物的一種政治獨白。凡涉及與中國大陸處理相關關係和具體問題時，都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模糊處理之。對於接受採訪時所用的“ChinavsTaiwan”句式，在譯回為“總統府”新聞通稿時，仍以“中國大陸”對“台灣”更替之。
“統一無量、'台獨'無膽”。進退維谷的蔡英文，“最優選擇”只能是繼續沿用她一貫的“蔡式模糊”，將兩岸論述“空洞化”，試圖讓兩岸當前的現狀永遠“維持”下去。
定義“台獨”：大陸防止“全面對抗”
陷阱的必由之路
“維持現狀”是不是“台獨”？在“獨台”者看來是！民進黨在1999年的“憲政政策白皮書”中構造了一種所謂“B型台獨”，即“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憲法上的國號是中華民國”。這種有別於建立“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的“A型台獨”，已經將“維持現狀”劃上了等號。與之相應地另一個極端，是部分島內“泛藍”人士以及部分大陸人士，在心理上將“維持現狀”與“統一”契合在一起。特別是2008年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情勢，讓兩岸間敵意降低、合作升溫。“三通直航”，陸客赴台旅遊、就學、投資，兩岸公權力機構有限度地合作，台灣地區以合適名義參與國際活動，等等，這些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容易讓人產生“即便統一也不過如此”的錯覺。2014年“太陽花學運”打破了這種錯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春風中亦要保持足夠的精神和警惕，不能在春風中被吹醉，也不能為短暫的和平發展局面所麻痹。“維持現狀”不是統一，它的未來走向也不是統一！統一和“台獨”是“非黑即白”式的選擇題，沒有模糊的中間狀態。
那麼，什麼“台獨”成為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台獨”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既有標誌性的“台獨”，也有過程性的“台獨”，既有作為結果的“台獨”，也有作為背景的“台獨”。在島內，如果說“台獨”就是台灣地區某個政治人物或某個政治組織的主張，那麼台灣地區如此人物及組織已經遍地開花。如果說“台獨”就是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核心政治人物，公開表達“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或類似話語，那麼蔡英文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時報》以及眾多面向民進黨黨內的講話中，已經多次使用這一表述。顯然，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的“台獨”，不能僅在這些過程性的片言隻語中進行定義。至於在島內被廣泛提及的“文化台獨”、“歷史台獨”、“學理台獨”等，與其說是“台獨”本身，不如說是為論證和支撐“台獨”而尋找的說詞和背景。
作為標誌性的“台獨”，只能從法理層面進行定義。法理層面的“台獨”既因法理本身的拘束性，造成一種“台獨”的“法理效應”，又可以借助規範本身的宣示性，形成“台獨”已經成為一種“既定事實”的“外觀效果”。結合島內“台獨”實踐來看，“台獨”分裂勢力正是走的一條以“歷史台獨”、“文化台獨”、“學理台獨”形成“台獨”氛圍、累積“台獨”基礎，以“民意台獨”獲取執政權和營造“台獨”氛圍，最終在法理層面表達“台獨”的路線圖。目前，蔡英文已經走到了第二步，對她而言，如何走出這“法理台獨”的第三步，是其兩岸政策的未來關切所在。具體到“法理台獨”的具體表現形式，在可想像的範圍內無外乎以下四種：1）通過“制憲”，宣示“台灣國”、“台灣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成立，在規範上——而非政治人物的口頭上——明示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2）通過啟動現行“憲法”的增修程式，對“固有疆域”及“國號”、公權力機構及職位名稱等進行“台獨”式修改；3）通過“公民投票”程式，通過明示或暗示“台獨”的提案；4）以“國家”名義，與域外勢力達成重要協議，或成功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的現狀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蔡英文總有推進“台獨”路線圖閉環的動機與圖謀，兩岸民眾也經不起政治問題的折騰與動盪。在風雲變幻的兩岸關係中，如何應對，又如何跳脫出蔡英文佈下的“全面對抗”陷阱，清楚地認識到究竟什麼是“台獨”，並採取有針對性地策略應對之，恐怕是一條必由之路。
兩岸的和平發展之路充滿荊棘，兩岸的統一之路同樣充滿曲折。島內日益民粹化的社會生態，亂象重生的政治格局，以及危機密佈的周邊環境，乃至於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台灣日趨複雜的情感和心理，都提示著兩岸關係未來的艱巨性。祛除枝葉，抓住問題的關鍵和核心，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以不變應萬變應對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1月號，總第227期） |
